必须承认，发现自己的个人微信号被封时，我有点发懵。
2月27日清早起来，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想浏览一下微信，却发现自动退出了。 没想那么多，我输入密码重新登陆时，页面上却跳出一句 ： “该微信账号因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被永久限制登陆，由于你的账号存有财产，可轻触‘确定’进行财产提取或转移。”
封号的事情我并不是头一次遇到。2015年6月，我完全脱离纸媒，决定做一个独立访问者（其实也就是独立记者啦，只不过公开场合从不敢这么说。在大陆，没记者证还在采访，还自称独立记者，那就分分钟可能被当作“假记者”打掉了）之后，这种状况就遇到的多了。
我在2015年7月开通了微信公号“雪访”，第一篇发了《阿潘探夫记》，写郭玉闪的妻子阿潘的故事。那时，郭玉闪还被关在里头，我借着去北京的一个机会，陪了阿潘去探监，写了稿子。又过了两个月，我去北京，采访浦志强律师的太太孟群，也陪了她去崔各庄的看守所外徘徊，写了8000多字的稿子——《一个律师妻子的这一年》。自己买车票，自己解决住宿，我的表达，实现了个人姿态上的完全独立。在大陆媒体17年，被审查被限制惯了，此时，我颇洋洋得意。毕竟，自己做自己主编的感觉，还是够爽的。
稿子当然很快被删。一般是文章能存活一天时间。尽管我在发的时候，尽量注意，例如凭着自己的经验，对所谓的敏感词，用字符隔开等等，但这些小把戏，挡不住审查的升级，尤其当文章的阅读量接近1万的时候，被删掉的风险也就增加了。
在发了大约有十篇文章，而每一篇几乎都会被删掉之后，“雪访”被封号了。我倒不惊讶。在大陆，只要公共表达，遭遇删帖封号就是常态。微博时代的杨海鹏，微信时代的王五四，被封之后的转世速度，往往令人惊叹，我没有他们那么大的执着劲儿，但也不愿任由宰割，虽然知道迟早要被封，但总是要挣扎一下的。就这样，我转世到了“新雪访”，又转世到了“新新雪访”，又转世到了“小雪访”，两年就过去了。如今的小雪访，在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新规”棒喝下，发的东西少，暂时偏安一隅，苟延残喘着。
公号转世轮回的过程中，我还连累了一个很棒的公号“汉尊”，公号是几位著名的知识人做的，释义是“为了汉语的尊严”。我“独立”后，离开了媒体江湖，也离开了喧嚣，没有参加过什么评奖，但到2017年初， “汉尊”却給了我一个奖，把我评为“汉尊年度人物”，说是“冰河时代的见证者”（当然言重了）。并在公号上转发了我的雪访新年献词，题目是《2017 愿你不服从 愿你依然对自由敏感》。然后，“汉尊”公号就被封了。然后，它转世为“汉尊2”，暂时活着。
我在2017年那个残酷的四月，不仅公号“新新雪访”被封，新浪微博也被“炸”了。这个微博，我大约从2010年开始使用，为避免麻烦，没有认证，但也有1万多粉丝，其间经历了包括“南周献词事件”等各种公共议题的围观，都活下来了，没想到这时候被“炸”，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推断，是我转发了自己写的公号文章，采访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项目“居民”，文章中提到“4000万”，也就是雷洋案中外界流传的那个官方补偿数字。那段时间，雷洋案是网络上最大的热点，被盯的最紧。我的文章中语焉不详的“4000万”出卖了我。
所以，到了2018年的2月27日，按理说我不应该为封号惊诧了。可我还是有点发懵。事实上，我毫无防备。虽然从25日爆出“修仙”（修宪）的信息后，我转发的消息，全都和这个消息有关。但毕竟我只是转发啊。26日这天，我也只不过是转发了李大同、赵小凌、王瑛三位老师的反对声明而已。是的，我甚至没有勇气，直接表达自己的反对。可我，就这样被封号了。
因为账号里还有几百元“财产”，所以我还能够根据提示登陆上去。我发现，还有人在留言給我，我却无法像以往那样回复。我发不出去自己的话。那感觉，如同自己被关进了一个盒子，能看见外面，外面的人却看不见你。 我就这样体验到了一种短暂的虚无感。
清楚记得，是在2012年12月开始发第一条微信朋友圈的。那是和王和岩、刘虎等几位调查记者去巴黎参加一次调查记者的会议，旅途上有点小兴奋，发了巴黎街头美丽的夜景。算下来，到2018年的2月27日被封时，我在微信上已经玩了6年多。
2014年，微博上打“大V”运动之后，新浪微博越来越不好玩了，朋友们都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微信，我也不例外。也记得，使用微信之初，还有一些朋友发牢骚，抱怨说微信应该是个人生活圈，不应该老发社会议题。但没办法，在中国，因为公共表达途径的缺乏，任何一个个人社交的东西，很快就能呈现出媒体属性。我的微信，在经历了短暂的分享个人旅途的阶段之后，也很快暴露出媒体人本色，大多是公共领域的内容。
是的，即使在微信上，我也一直少有喃喃自语的时刻。于我而言，在公开的场合，表达心绪总是一件羞愧的事情。所以，我很少在微信里晒生活。打开我的微信，我关注的大多是社会政治议题，其实能一览无余地看出来我的价值观。至于生命性情，那些絮语，我是难得的去流露的。但偶尔有一些，那些文字， 是有温情的，也是我不忍丢失的。
又想起我的“雪访”公号。在不断转世的过程中，我写大饥荒中的右派老人，写2016年被判刑的夏霖律师，写被吊证的伍雷律师，写翻译《列宁传》无法出版的老人，写介入社会议题的独立艺术家，写我认为重要的话题。 我像依然在媒体一样，恪守着记者的伦理，自己筹集采访费用，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真正独立的记录者，享受着某种自由和独立的幻觉。
当然，我是天真的。文章总是在最快地被删除。有时，不留一个痕迹。有一次，我转世了一个新公号时，要重发我在前一个被封公号上的文章，却被提示“文章已发过，为保护原创，不得再发。”我哭笑不得。
2017年也很快过去了。我们沉湎在微信带来的表达幻觉里一无所知。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转发一些重要的文章，是一种良心的义务。却全然不顾，那些文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个红色的被封禁符号。
但同时， 微信确实給肉身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便利。最重要的是支付。在大陆那怕一个七八线乡镇，菜市场、路边小摊，都正在普及“微信扫一扫”。我扫过“豆腐姐姐”，扫过“香香牛肉饼”。随时随地，出门不带现金已不是问题。在微信里叫车、订票，給朋友发红包，都无比方便。至于微信带来越来越多的“过多社交”，家里的八大姑、七大姨，都要加你微信，有时，你带着良心的不安将朋友圈设置为他们不可见，但有时又不得不开放给他们。这或许是一点小小的烦恼。
但我的一位好朋友一直在提醒我，放弃微信，别在猪圈中打滚。他早都弃绝微信，用电报群组浏览信息，在墙外的世界里游泳。每次见面，对我都恨铁不成钢。我辩解说，我觉得在墙内说话更有价值。他则提醒我，你早成了大数据的一部分，心甘情愿为新极权续命。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总觉得，在墙外说话虽然爽，但在墙内坚持说话，即使有一个人听到，就有意义。
我也看到，微信确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同温层，难以起到公共表达与传播的作用。可真要决绝地放弃，就一定好吗。微信，对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是一个低成本连接的工具，普通人通过微信，通过一个个同学群、各种吃饭群、聚会群，甚至养生群，更容易找到彼此。这样的链接，真的就没有意义吗。
就这样，在微信被封之后的第二天傍晚，我还是注册了新的微信号。我添加了一些朋友，但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加上。原来通讯录上的1800人，如今，只加到了200人。他们 大多是公共领域的、价值观相同的朋友。
说真的，我有些意兴索然。我想，是否该接受朋友的建议，彻底离开微信，去寻找更开阔的表达空间。但又想，如果是在墙外，我们的表达不能被最需要接受自由信息的人看到，那价值是不是又打了折扣？
是放弃这样猪圈里的表达吗？还是我们的宿命就是要在猪圈里打滚，直到有同一天猪圈被掀翻？我不知道。我給朋友说，我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害，甚至并不怜惜自己言论不自由的处境，但总是想着如果发声，就应该让更多应该看的人看到。朋友讥诮地说，你是圣徒。我苦笑着，没回答他，我知道，我不过和无数的人一样，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难民，就这样挣扎、徘徊，怀揣一个终极问题：如果猪圈不倒，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