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扒车进京记
1967年1月底，国务院突发通知：全国“春节不放假……展开全面夺权斗争”。其时，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西安地区的群众组织，几经分合，形成东、西两大派。“东派”以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和“工总司”为主体；“西派”由西军电、西工大造反派与“工联”领头。
校园陷无序状态，东西两派都厌倦了口水仗，百无聊赖，各自厮混。我在家闲着无聊，也无心读书，便返回学校。
7月初某日，好友王哥邀我扒车进京。所谓“扒车”，即不购票乘坐客车，或攀上敞口或闷罐货车，前往目的地。我俩出发时，各地两派因夺权而武斗，全国濒于内战。
第二天，我们退了当月饭票，揣着现金和粮票，背上挎包，等天黑溜进西安东站，在车场轨道间穿行，找到一列东进的货车。铁门把手挂着卡片，标明开往郑州，轨道信号灯也显示发车。闷罐车门都已铅封，我俩就扒上一节敞车，坐煤堆上。哪知车一开行，周围起了煤尘，火车头不时喷出黑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接着火星儿落下，浑身灼热，赶紧从挎包掏出长袖衬衫，蒙住头蜷缩。
等火车停渭南站，赶紧从侧板翻下，往车尾跑，见一节闷罐车门留着缝，推开就上去，里面坐着几个乞丐，一人守个布袋。一个老汉站起，解开布袋，沙着嗓子说：“吃馍！吃馍！”我摆摆手，用力推上车门，与王哥相互靠着，在黑暗中睡去。
眯糊中，忽听外面人声嘈杂，紧接着，车门哗的一声拉开，手电筒光往脸上乱晃，几个铁路工人，头戴柳条帽，举着长矛，喝令我们下车，放走乞丐，把我俩带到值班室，严加盘问。得知我们是学生，又问哪一派的，我们谎称逍遥派。工人口气稍缓，叼着纸烟：“咋着，小命不想要了？赶紧回去！”
我们满口答应，等走出他们视线，又溜回闷罐车。借着昏暗灯光，见站牌标着“洛阳东”。我们铺上报纸，倒头昏睡。等列车再停，铁门拉开，天已大亮。车门外站着十多个工人，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红袖章标“二七公社”。他们见是中学生，命我们赶快离开车站。
郑州站是枢纽，轨道密布，列车群集。我俩沿轨道往外走，跨过两道，就迅速躲进一列货车底下，两边列车不时启动，哐当一响，让人心悸。猫在车轮后，蹬住枕木，紧张地等着。左边，工人沿路基巡逻，矛柄不时触击碎石，硁然作响；右边，上行列车喷着蒸汽。
汽笛鸣叫，列车启动了，王哥挥手：“上！”我俩一登脚就冲出，沿路基拼命跑，闷罐车门铅封着，我们就追罐车。王哥身高腿长，跑得飞快，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飞身跃上罐车，大叫：“快！快！”列车加速了，我一把抓住扶手，身体荡起，右膝碰上脚蹬，王哥抓住我的手臂，站稳在走板上。我俩攥着栏杆，移到罐体前端，一人抱住一边栏柱。这时，我才觉出膝盖隐隐作疼，一摸出血了。火车通过黄河大桥，往下看，轮轨锃亮，桥跨一节节闪过。不时，几声长鸣，下行列车呼啸而过，我们紧紧抱住栏柱。
车到新乡，王哥说：“这车太危险了，往客车上混吧！”我们沿铁道走进火车站，找个水龙头，洗去煤尘。等一列开往北京的客车进站，旅客纷纷下车购物，我俩趁机混上车，在靠门地方坐下打盹儿。才觉眯糊一阵，就被摇醒，睁眼一看，两个解放军战士立跟前儿，戴着红袖标：“查票！”我谎称票丢了，他们押我下车，我转身往车厢看，王哥站在厕所边，给我使眼色。在安阳车站，我蹲在盲流中，熬到黄昏，借口上厕所，跳下站台，穿过轨道，爬上另一站台，混上开往保定的短途列车。
夜半时分，列车驶抵保定，我顺着人群出站，想买些吃的，刚出栅栏门，就见人群乱跑。我看情况不对，马上折返车站，遇到一位巡道工，上前打问。他说外面两派武斗，指着一列货车说：“朝北京开的。”
曙光初起，列车驶入丰台。扒车的挤到门口，一看站台上全是军人，连喊坏了。车刚一停稳，不等我们逃走，就让军人截住，押往车站拘留所，等待遣返。
拘留所棚屋里，沿墙铺着麦草，各色盲流，或酣睡，或呆坐，个个肮脏不堪。等到午饭，我掏出搪瓷缸，排队打一份烩菜，清汤寡水炖烂白菜碎粉条，领两个杂面馒头，到院里找一长凳，刚落座，就听有人叫声同志，西北口音，扭头一看是个老汉，翘着稀疏山羊胡子，将铺盖卷儿放在一旁，怯声问：“能坐一下不？”我答道：“坐吧！”老汉一听秦腔，显出笑容，坐在一旁，浑身膻味。
一交谈，才知老汉来自宁夏，去北京告状。我说：“这么乱，到哪搭告状去？告啥呢？”老汉犹豫片刻，凑近些说：“我儿让人打死了，公社派人打的，冤得很。”说着，手指铺盖卷儿说：“儿的头在里头哩！”我心头一紧，不知是真是假，也没心思说话，就安慰几句。
匆匆进食后，背上挎包在院里转，寻找机会逃出。院子角落有一简陋茅厕，进去一看，后墙不高，墙头与房檐空儿也大。趁厕所无人，把住墙头往外一看，一条排污沟，两边杂草丛生，心里有了数，就到登记处询问何时遣返，工作人员说可能明早，有去西安的列车。
耗到黄昏，等盲流都去打饭，我慢步走进茅厕，一看无人，便咬紧牙，快步蹬墙，翻过墙头，沿堤岸撒腿就跑。等确认逃脱，边问边走，等走到天安门广场，已近夜半。不便去大姑家，于是，溜达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偏殿门虚掩着，里面睡了不少人，就挤进去躺下，很快昏睡过去。第二天凌晨醒来，才发现殿里男女混杂，睡了一地。
我在花圃旁自来水管洗一把脸，就搭车去什锦花园十九号。庭园冷清，海棠挂果了。祖母拉开纱门，大吃一惊：“啥时来的？怎跟叫花子一样？”我胡诌一通。她将我叫到西厦房里屋，悄声说：“你姑陪姑父到机关接受批判去了。”
原来那年5月25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和戚本禹接见华北局机关“红色造反团”，造反派汇报时，诬称姑父张邦英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关锋煽动：“对、对，应该造他的反。”不久，康生点名，要“红色造反团”与甘肃省造反派连手，彻查《刘志丹》小说涉及的黑线人物。此后，华北局造反派数次抄家，将姑父的书籍、信函、照片、字画，包括“文革”之前，我父亲赠送的四条屏《群松图》等，悉数抄走，对姑父的批斗也日益加剧。
6月，造反派十多次批斗华北局书记李立三与俄裔妻子李莎，每次，姑父都跟着陪斗。6月22日，李立三被毒打致死后，姑父成为批斗重点，每次批斗，都遭虐待。一次，在华北局机关批斗会上，造反派威逼姑父交代“反党罪行”，扬言：“关锋同志点名，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姑父淡定而不失幽默地应答：“我不管是‘官锋’说的，还是‘私锋’说的，我只认实，不认人，在事实面前低头，一切以事实说话。”
当晚八点多，姑姑和姑父才返家。姑父显得憔悴而疲惫，见我就问：“你爸情况如何？”我说他也在挨斗，他皱起眉头：“他有什么问题？大学生参加革命，批斗什么？”住了几天，祖母催我赶紧返回西安，临行吩咐：“回去给你爸说，把上房西屋收拾好，我在这儿住不久了。”我离京不久，什锦花园十九号就被造反派查封，姑姑和姑父每日劳役，一度遭关押，数周杳无音讯。
（二）
八五静坐记
重返校园，白天打派仗，晚上打扑克，玩“拱猪牵羊”，通宵达旦，输了就钻桌子，往脸上贴纸条儿；饿了就翻越校园东墙，穿过苞谷地，去北关正街的小餐馆吃元宵，戏称“喝猪奶”；夜深了，就撬开学校食堂侧门窗，翻入灶房，偷些馒头和食油，返回宿舍，用电炉油煎馒头片，聊作宵夜。有一段时间，学校图书馆前窗大开，书籍丢失严重，我们也从窗口跳进，捡些图书和杂志翻看，以打发时光。后来，总务科工友将图书馆门窗用砖头垒砌，盗风才息。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造反派按照毛的部署，乱中夺权，纷纷“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此，《人民日报》频发社论，什么“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一时间，半壁江山建立红色政权，而陕西的派性争斗正酣，驻陕21军军头胡炜等焦虑万分，力促两派大联合。
此时，校园外局势日趋混乱。从年初始，东西两派为夺权而争斗，先后发生庆华厂“1·28”事件、西光厂“2·10”事件、以及红旗厂“6·25”血案。毛命令解放军支左，非但没稳住危局，反而加剧两派冲突，因为，两派都自称“左派”，而且“最忠心、最革命、最正确”，解放军支持任何一方，都无异引火烧身。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次日，这一口号见诸报端，进而激化两派武斗。
7月27日，西派纠集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将门口高悬的军旗扯下，狂呼“揪军内一小撮混蛋”。这一口号，与《红旗》杂志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如出一辙。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号召革命战士“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交大“文革总会”闻讯，当晚组织四千多名师生，前往玉祥门“支左委员会”静坐，次日，又移师建国路，占领“支左委员会”联络部大楼，宣布成立“八五”造反指挥部，散发《造反声明》，发动了“八五”静坐。
东派各路人马召之即来，郊区和外县的东派组织也纷纷增援，几天功夫，静坐群众多达十万，在建国路、大差市一带，沿街支起帐篷、布棚和席棚，插上战旗，宣传车、大喇叭日夜喧嚣。我校“红旗战团”在省作协西墙安营，团员席地而坐，聊天、打牌、睡觉。起初，大家还激昂，几天下来，就疲惫不堪，再过几天，乱象纷呈，满地烂报纸和废传单。为调动群众积极性，指挥部组织街头演讲，分派“红喇叭”宣传队，上街鼓动，不时拉起队伍，高举红宝书，跟着宣传车，沿大街游行造势，绕钟楼一圈返回。
又过两天，我们坐得不耐烦了，于是白天静坐，闲逛，晚上返校睡觉、玩牌，日复一日，觉得索然无趣。某天，派友围坐席棚闲聊，说起“智取华山”，我说1964年曾登华山，自古一条路，险峻无比。派友听了心动，便约集七人，自称“七侠”，当晚动身，在东站扒上开往孟源的敞车，跳进一看，里面蹲着几个赤膊乞儿。等车开行，一个小乞丐解开身边的口袋，问我们：“饿不？”口袋里装满吃剩的干馒头。
在华山站下车，天蒙蒙亮，“七侠”穿过华山门，一气儿走到青柯坪。记得1964年夏末，攀登华山时，曾在这儿的茅亭歇脚，招待茶水的道姑，面目清秀白净，放下壶杯，低头退下。听大人说，她原是北京某大学学生，因失恋而出家。
太阳初升，行至回心石下，我开玩笑说：“胆小的，往回走！”派友争相攀登千尺幢，百尺峡。那年头，人们忙着闹革命，山中几无游人，挑夫也没了踪影，“七侠”一天遍历各峰，但见道观毁损，庙宇崩颓，满目惟有苍凉，记忆中美景不复存在。
犹忆1964年夏，我考入外语学校，随十三中老师游华山，攀至北峰，道观清静古朴，香火缭绕，后殿有一眼泉水，汩汩冒出，至一尺见高壁沿，不再外溢。老道士须发飘逸，说那是天水，一次，他吐血一老碗，喝泉水治好。五毛钱一壶茶水，喝着如饮神泉。夜宿西峰，松木地板铺一床薄褥，躺下如闻松塔儿清香。起夜外出，松涛阵阵，仰望明月当空，近在咫尺。
三年后，旧地重游，宫观残破，殿内空荡，墙壁上粉笔写着“联动万岁！”“红色恐怖万岁！”南峰悬崖边上，摆着一双红绣鞋，跳崖殉情，抑或风俗祭物，不得而知。在峰巅，我们手捧红宝书照相，还作了孽，将道观一扇门板卸下，投向幽谷，引起山响。
暮色时下山，途遇老道，须发散乱，道袍褴褛，望见我们，就拦住乞讨。细看，正是北峰道观的长须老道。一问才知，“文革”爆发那年，道士全让红卫兵赶下山，靠打石子儿，干杂活儿谋生了。
“七侠”踏着月色到孟源车站，已近半夜，在车场找到一趟开往西安的货车，合力拉开一节闷罐车门，只听“哗啦”一声，门拉过了，斜卡在滑轮架中。我们知道，货车一开，车门脱落，极易造成颠覆，连忙通过道旁区间通话柱，操河南腔报告险情。十多分钟后，远远看到一拨工人提着应急灯，骂骂咧咧赶来，我们赶紧溜走，另找一节闷罐车，躲了进去。
从华山归来，发现静坐营地秩序更乱，群殴现象时有发生，大多是发现西派的混进，瞬间，东派群众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忽听陋巷传来喊打声，只见一肥硕男子，穿件破背心，趿拉着烂鞋踉跄而奔，后边一群人追打。从叫喊声中，得知男子打劫了巷尾的开水房，抢了一把零钱逃走。追打者手握棍棒，或抡着连枷，还有一人握一柄击剑连刺，鲜血浸透背心。那人跑出巷口约百米，就一头栽倒。乱世，公检法全都瘫痪，革命群众打死一人，也法不治众。
时至末伏，“八五”指挥部调动“九五战团”，打砸陕西日报社，接着，冲击省“支左委员会”办公楼和二十一军军部。此后，东西两派天天在东郊、西郊武斗，形势陡然紧张，指挥部命令各战团，在营地待命。
9月1日中午，我回家取钱和粮票，顺便换洗衣服，因等妈妈返家，拖到黄昏才回营地，发现派友寥寥无几。留守者说，我离开不久，“八五”指挥部就调集各路两千余人，配备柳条帽和长矛，分乘五十多辆卡车，去西郊攻打庆安公司。得知好友小冯也奔赴战场，我后悔不迭，嗟叹自己错过一场血战。入夜，气氛越发紧张，盛传西派要血洗建国路，路口设岗，由全副武装的工人把守，我们手握木棍，守卫营地。半夜里，跨斗摩托车载着赤膊壮汉，手持红绸大刀，或端冲锋枪，轰鸣而过。工人纠察队来回巡逻，盘查路人。
第二天上午，战况传来，前夜，东派战团出击，连续攻陷西派占据的四家大厂，凌晨三点多，从三面围攻西派大营 — 庆安公司厂区，推倒围墙数百米，攻占几间厂房和驻厂军营。然后，列出阵势，唱着语录歌，高喊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挺着长矛逼近对方阵地，突然，枪声大作，前排战士纷纷倒下，阵脚大乱，大家仓皇溃逃，埋伏的西派战士包抄上来，将东派数百人俘获。
西派开枪的消息传来，人心惶惶，气氛动荡。传说大规模武斗爆发在即，不时，运送荷枪工人的卡车，从市区急驶而过，车头架着机关枪。3日凌晨，东西两派根据周总理指示，达成《紧急协议》：双方停火，移交死伤人员。但下午，两派就分别抢了公安局和国防体育仓库的枪支。翌日，周总理再次电示：双方不得抢夺武器，但随后几天，双方争相冲击省、市军区及区县武装部，抢夺枪支弹药。
《八五战报》报导，“九二”武斗中，东派近百人丧生，千人受伤，并印有血证。7日，东派成立“九二烈士治丧委员会”，在二十六中学操场陈尸。帆布帐篷架起，遮住艳阳，十几具腐尸，剖腹或断肢，半泡在福尔马林中，胀得已无人形，阵阵腐臭，熏得参观人群捂鼻匆匆而过。场外，宣传车反复播放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副统帅的豪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 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静坐营地笼罩着悲壮气氛。
“哀悼死难烈士，控诉法西斯暴行大会”上，伤员头缠血渍斑斑的绷带，泣诉西派的暴行，激起群众不断高呼：“严惩凶手！为烈士复仇！”“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声讨会进行中，旁边一片喊打声，原来有人指认，会场中一位青年是西派探子，那人二十来岁，背头，穿件白色长袖衬衫。群众蜂拥而上，暴打青年，纠察队赶来，也挡不住汹涌的人群。下午，一位同学跑来：“又打死一人，扔在二十六中的厕所里。”我们赶忙过去，在教学一楼的男厕，拼合的课桌上，摆着一具尸体，肤色晦暗，背头，白色长袖衬衫布满血迹，正是上午挨打的青年。
老宅隔壁刘家独子利英，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当了学徒，常穿上崭新的工装，小分头梳得油光，站在大门口，给街坊娃们吹牛。“九二”武斗时，他手握长矛，昂首立在卡车上，让流弹击中身亡。寡母闻讯哭晕，整日嚎啕，呼叫儿的乳名，惨不忍闻。武斗期间，这类暴力几乎天天发生，激发人的兽性，也让人变得麻木。
一连十多天，小冯渺无音讯，我们非常担心，多方打听才知，他让西派俘虏了。静坐结束（9月17日）后某日，小冯突然回到宿舍，大伙儿围过去，问长问短。他说：“我没事儿，在家歇了几天。”接着，讲述了那天的生死经历：傍晚，他们仓促上阵，开始进攻还顺，长矛阵一摆，西派战士见了就跑。进了庆安厂区，正向前冲，突然，机关枪响了，打前阵的栽倒一片，身旁的战士中弹，肺都打翻出来。队伍一下乱了，还来不及跑，就让西派战士围住，用枪瞄着，然后让人家用绳索、铁丝反绑双手，赶到地下仓库，铁门一关，不久，人就感到窒息，拼命砸门，疾呼放风。小冯控诉时，捋起袖子，手腕勒痕犹在，对我说：“幸亏你没去，这么冲，去了必死。”
（三）
淳化战斗记
从文斗到武斗
1967年10月14日，中央下发《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然而，停课容易复课难，历经一年多的动乱，师生之间积怨很深，加上派性作祟，谁还有心思复课？况且，“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还是煽动天下大乱的昏话。
复课闹革命中，最积极的当属澳籍教师伯莱夫人。去岁，夫人的最后一课，教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飘逸花体字写在黑板上，接着朗声领读，认真纠正发音。停课闹革命后，夫人因聘期未满，闲居人民大厦。东西两派在宾馆院内械斗，夫人临窗观战，连连惊叫。那时局面混乱，复课无望，夫人只能等待。
1968年5月1日，省、市革委会仓促成立，但东西两派对立，社会秩序混乱。 校园内，两派夺权，西派占了上风。某周日晚，我从家里返校，一进宿舍，发现狼藉一片，两位伙伴正清理床铺。我忙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西派一伙儿砸了宿舍，搪瓷脸盆、口杯等均被砸扁，瓷片碎落一地，床单和被褥都给划破，浇上墨汁。见此情景，我们心头火起，提上钢管和短棍，将对方两间宿舍踹开，一通儿乱砸。学校气氛紧张。我们为防身，外出都带着连枷、刺刀等，但当务之急，是获得枪支。此时，发生几件事，把我们卷入武斗。
体育杨老师，身材敦实，为人憨厚。动乱之前，每上体育课，只见他一身蓝色运动服，在单双杠上翻转轻巧，很让男生羡慕。“文革”中，他与我们一派。有天晚上，铁路运校一伙西派打手，都捂着口罩，手提大棒，闯入他的宿舍（靠校园北墙，苹果园西），将他头蒙住，乱棍暴打。事后，杨老师仓惶躲回老家养伤去了。
因我们是寄宿生，粮油关系都在学校，如不在学校入伙吃饭，每月得把粮油票领出。某天，小Z偕两个伙伴来学校领粮油票。此前，小Z与西派同学发生冲突，西派扬言收拾他，所以，那天他们来学校，随身带着钢鞭和三棱刮刀。碰巧伙食科没人，他们就蹲在操场边闲聊。后来，小Z等得不耐烦，便起身进楼查看，不料刚一进门，就被西派几个男生抱住，推入教学一楼西北角播音室暴打。
两个伙伴久等不见小Z出来，预感不妙，急忙进楼，听见楼角传来闷沉叫喊。循声跑去，听见播音室传出打斗声，夹杂着哀号，赶紧上楼叫人，等英一班小缪率众赶来，对方才罢手。小Z被打得满脸是血，眼珠凸出，瘫倒在地。东派学生担心十中和铁路运校西派增援，赶紧撤离，将小Z送医院。医生抢救后说：“小伙子再迟些送来，就没命了。”
外语学校附近，有两所规模较大的学校：西安市第十中学和西安铁路运输学校。两校西派势力强大，高中生团伙各霸一方，而且手中有枪，对我派威胁太大。
不久，更让我们紧张的事件发生了。“文革”伊始，省建一公司正承建新教学楼，工棚搭在篮球场旁。一天，东派一工人（江苏籍），途经铁路运校门口，被西派武斗队员认出，上来追打，一看追不上，端起小口径步枪，一枪打中工人大腿动脉。他一路喷着血拼命奔跑，跑出一百多米，便一头栽倒丧命。
为死难工人办完丧事，省建一公司东派全副武装进驻外语学校，扩建工棚，筑起工事，架上机关枪，各式长短枪摆在床头。那时，校园白天显得平静，入夜，武装工人四处设岗，通宵巡逻。夜半，死难工人妻子常放声嚎哭，用苏北乡音呼唤丈夫，声声凄厉瘆人。
西安武斗气氛越来越浓烈，有天夜里，我正熟睡，突被伙伴摇醒：“打起来了！”站在宿舍楼檐廊，听到城区方向传来密集枪炮声，夜空不时有信号弹升起，并有曳光弹划过。
我们也开始备战，宿舍不敢住了，以教学楼三层西侧两间办公室为据点，在隔墙凿一门洞，改成里外间，用架子床将里屋门堵住，架起床板，将窗户封死。与此同时，我们与省建一公司东派连手自保。这时期，我先后结识济尔、老关等工人，从他们那儿讨得几枚军用手榴弹，每天别在腰间。
为阻吓学校西派，一天，我挎上老关的三八步枪，在校园招摇一圈，站在工地二层楼板，瞄准远处的跳箱打了一枪。下去一看，子弹洞穿跳箱，两边爆出白色木茬儿。这招很奏效，过两天，校园清静许多，西派男生大多不见踪影儿。
5月底一天晚上，老关挎着枪来找我们：“今晚，我们去搞枪，叫上你们几个。”他们根据情报，获知长安县武装部将枪支弹药藏在太乙宫镇。当晚十点左右，我们三个同学在校门口与工人会合，共三十多人，分乘两辆卡车，一辆救护车，直奔太乙宫镇。领头的是“独眼龙”，高个儿，一只眼瞎，眼窝陷得很深，模样凶悍。
初夏的夜晚，稍有凉意，车往南行，路灯愈来愈稀，后来一路漆黑，只见两柱车灯颠簸照着。距太乙宫镇约一里处，我们下车，沿公路旁树林前行，靠近镇边停下。老关递给我一把钳子，命我爬上电线杆，剪断电话线。我爬上去，电线很粗，拼命转着手腕，才将电线拧断。不远处的洼地，蛙声鼓噪，独眼龙蹲在树林间，给众人分派任务。
临近半夜，探路的回来，说镇里没动静。独眼龙一摆手，我们就出发了，猫着腰沿麦田潜行，接近镇子，只见一条窄街，几盏昏暗街灯，阒无一人，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犬吠。队伍打头儿的叫刘振邦，小个儿，精瘦，胆大手黑，据说单位西派最怕他。靠近武装部围墙，独眼龙一挥手，两个工人手搭手，让振邦踩着托起，他把住墙头，一翻而进。不大一会儿，铁门闩响动，大门开了，我们拥进院子。振邦握着手枪，顶住守夜人的腰，让他打开仓库铁皮门。那人抖得厉害，手中一串钥匙哗哗直响。
那人正摸索找钥匙，忽听院外“砰！砰！”两枪，寂静中，感觉枪声很脆。老关冲进来，大喊：“中埋伏了！”独眼龙大吼：“快撤！”大家慌忙往外冲，我跟着逃出，往右手一瞥，远处人影儿闪动，一个黑影儿立在当街，亮光一闪，又是“砰”的一枪。
接着，枪声渐密。突然，一个制高点响起机枪，一梭子打过来，嗖嗖直响，在头顶掠过。老关在我旁边疾呼：“快跑！贴墙跑！”我压低身子，贴土墙跟众人朝镇外疯跑。子弹打在墙头，啾啾乱叫，土渣落在头上。老关跟我落在最后，他不住地催我，跑得我心都快跳出来。逃出镇子，沿着庄稼地跑，远远看见卡车已经开走，救护车在等我俩。
看我们跑近，救护车就开动了。独眼龙大吼：“快上！快上！”老关跳上车，我加快步伐，一脚踏上车沿，老关顺势一拉，我就栽进车里。瞬间，独眼龙手中的捷克机枪响了，哒哒哒，哒哒，火舌喷出，弹壳卡卡乱跳，落在一旁。救护车越开越快，进入城区，已是下半夜。街灯昏暗处，仍有贴大字报的，围观的。回到宿舍，我们都懊丧不已。事后听老关说：“走漏了风声，人家早埋伏好了，等着逮咱呢。”
从武斗到战斗
5月下旬起，东西两派在泾阳一带激战，劫了“三零二”战备军火库。据传，库房洞开，方圆数十里百姓，拉着架子车运输，致使枪械弹药大量流散。6月1日下午，老关把我叫到楼下，兴冲冲地说：“我们明个去外县搞枪，济尔让叫上你。”我听罢心动，便约伙伴，自上次脱险后，大家都不愿再冒险，最后说动学弟邹头，说到外县去玩几天。
邹头，中原人，貌憨厚，嗜睡，同学误以为他迷糊，其实灵性得很。邹头嗓音深沉，登台学校联欢会，一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令少男少女刮目，人称外校“双江”。
同行有老李、老关、济尔和老赵。老李是单位东派的头儿，人称“李司令”，浓眉下，目光深沉而冷峻，一脸络腮胡，刮得铁青。此行由他驾驶一辆崭新的军用卡车，据说是从二十一军劫来的。老关中等个儿，壮健，方脸，眼神炯炯。他原是唱秦腔须生的，架子好，说话时右手总在胸前比划，像在撩髯口，因败了嗓子，改行当了架子工。济尔身长偏瘦，显得腼腆，老关说：“别看这货蔫儿，胆子大得很。”平时，他走到哪儿，都带着双枪。一次，进学校果园东边的茅厕，刚一蹲下，一支五四式手枪“咣当”一声落地，把一旁蹲坑的师生吓一跳，提上裤子就走。老赵是苏北人，面容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那位死难工人是他的同乡，每次提及，都难掩悲伤。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车出发，因东西两派正在泾阳一带作战，各团伙地盘犬牙交错，我们不敢冒险，于是，经咸阳、永寿、彬县绕行。驶入彬县境内，听说当地两派 — “三司”与“359”交战，在西兰公路设障劫车，我们便绕开县城，顺土路进入淳化县境，擦黑儿驶抵安子哇煤矿。东派矿工将我们引到灶房，让厨师下面。我们饿极了，蹲在灶旁，吞食两碗半生不熟的面条拌辣子。
次日晨，我们由当地人引导，沿着土路，开到淳化县城关镇外。县城坐落冶峪河西岸，南北走向，夹在东西两塬之间。“淳临指”与“淳联总”自2月下旬发生枪战，一直打到6月，先后有五十多人丧生。我们到达时，西派占据县城，而东派将县城围困，双方对垒已月余。
李司令决定，我们留下参战，等摸清情况，再去泾阳。入伙当天，我们就换上靛蓝色布军装，领到武器。李司令参与指挥，佩带二把盒子，老关、济尔和老赵挎上半自动步枪。我与邹头领到七九式步枪，每人十来发子弹，三颗自制手榴弹。
起先，我们的任务是押运“军用物资”，从方里、润镇、铁王等粮站拉油、面。一天夜里，卡车行驶在崎岖山路，大雨如注，我们披着化肥口袋，蹲在车厢。突然，车轮打滑，一个急刹车，惯性将我们摔向车帮。只听李司令大喊：“下车！下车！这边下！”我们从车帮翻下，一看就惊出冷汗，卡车右后轮已悬空，下边是深谷。李司令披件军用雨衣，叼着烟嘴儿，纸烟已让雨浇灭，满不在乎地说：“你们离远些！”又钻进驾驶室，一阵轰鸣，车冒着黑烟转回泥路。在山路行车，此类险情时常遇到，渐渐地，我们也历险不惊了。
过了十来天，我们加入武斗队，驻守食品厂据点。我在土堡放哨时，常从射击孔瞭望对方阵地：老城南门，以及城墙筑起的工事，人影匆匆。有时，我跟着巡逻队，攀上城边土塬，眺望县城里巷，不敢靠近塬畔，怕遭冷枪。
当地东派人员混杂，总指挥是抗美援朝老兵，断臂一侧，袖筒摆荡着。副总指挥是兰空退伍军官，有时披件旧呢子军装。他俩常来前线，俯身细看地图，不时举起军用望远镜，朝县城方向观察，那架势，很像战争片中的将军。
武斗队员多为退伍军人、民兵和学生，还有内战时期的冤家对头。班长老王头，老八路出身，号称“神枪手”，冷枪极具威力。老汉长得干瘦，没事就擦三八大盖和子弹，每发子弹都擦得锃亮。我们一同放哨时，他常一手握枪，一手捋山羊胡子，唠叨光荣历史：“想当年，咱的打爷台山，山头让国民党占了，狗日的架机关枪打，咱有啥？长短枪，大刀片子，从夜里打到天亮，一茬一茬往上冲，死多少人，才把山头拿下。”老汉边说，边从哨位瞭望口朝外看，不时将枪架起，瞄上一瞄，回头笑说：“那边的都怕我。”
机枪手姓李，胡子拉碴的，坐在一旁不住点头。他是河南人，曾在国军当兵，落户淳化。众人闲聊时，他闷不做声，一个劲儿地擦拭机枪。听说，他的点射打得很准。一次，他听说我们开车路过铁王，就提出跟车，顺便回家看看。他家离土路不远，土崖上打两孔破窑，门口卧条老狗，见了生人也不叫。窑里黑忽忽的，他老婆见来了客，到处寻摸吃的。我们说不忙了，拿起瓢，从水缸舀水喝几口。机枪手带着歉意说：“今年收成不好，我进了部队，能给屋里省些口粮。”
淳化地处渭北黄土高塬，境内沟壑纵横。世道一乱，当地赌博成风，赌档设在沟壑，难以禁止。东派指挥部经常组织抓赌，充当军饷，每当此时，武斗战士个个踊跃。一天刚吃罢午饭，济尔说下午抓赌，我们备好枪械，就分乘卡车出发。车行在山道上，尘土飞扬，不一会儿，战士已成土人。卡车停在背阴处，我们下车，分兵将山沟围住。攀上塬顶，爬在塬畔往下看，树荫下聚着赌徒，一堆堆如蝼蚁，窑洞口摆着吃货摊，烟气缭绕。
埋伏近半个钟头，只听“啪”的一声，信号弹升起，顿时杀声四起，枪声回响。赌徒一哄而散，满沟乱窜。我推上子弹，端起枪往下瞄，济尔大喝：“朝天开！”我朝塬上乱放几枪。身着靛蓝服的战士持枪冲下，济尔挥手，让我跟住。他迅捷而下，转眼间就到一排窑洞前，冲进窑洞，一手端枪，逼着七八个赌徒举手靠墙，一手掀起炕席，抓起乱放的毛票儿、块票儿，塞入裤兜，喝令赌徒掏空口袋。我俩又搜索两孔窑洞，他搂起土炕上的票子，往裤兜装，也给我口袋塞一把。以后，我们就用那钱买烟抽，去河滩瓜地和果园，大快朵颐。
转眼到了7月中旬，指挥部下达命令，各战斗队做好攻城准备。我对老关说，我和邹头还没扔过手榴弹。于是，老关带我们上塬，从弹袋掏出土造手榴弹，旋下木柄底盖儿，将拉绳环套在小指上，用力往沟底一甩，“咣”地一响。我俩一口气将所发手榴弹全都扔出，回来又领了几枚。 战前动员时，我报名参加突击队，济尔瞪着我：“找死啊，你？万一出了事，我咋给你家人交代！”
午夜时分，攻城战打响，三颗信号弹从东塬升起，小钢炮、轻重机枪从正面及两侧塬上齐射，东侧佯攻，突击队从南关猛攻，把土造炸药包架在南门城墙下，企图炸开缺口，突袭县城。我们半跪在土堡里，与“神枪手”一起，朝县城方向射击。遥望县城，夜空下，爆炸的闪光、流弹的曳光越发密集，对方机枪扫射，不时有伤员抬下。混战到黎明时分，双方不分胜负，枪声渐息。
攻城受挫，双方又呈对峙状态。此时传来消息：陕西省革委会做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七月三日布告”的决定》。七三布告是中央针对广西地区武斗升级发布的，但刚一发布，7月19日，东西两派就在西安白家口一带爆发大规模武斗，死伤数十人。7月24日，中央针对陕西省武斗升级的危局，发出“七二四布告”，重申“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获知消息当晚，老关与我们商量：“咱们出门多日，该回去了。”我们决定，观望几天再说。几天前，武斗队一个学生兵没事摆弄勃朗宁手枪，不慎走火，子弹射穿脸颊而死。天热，隔天就发丧，场面悲哀，数个武斗队员抬一口白茬棺材，后面跟着亲友，白布缠头，一路嚎啕。白幡儿高扬，上书“壮志未酬”、“为有牺牲多壮志”等豪言。
那把勃朗宁手枪因此成不祥之物，用红绸包住，插入牛皮枪套，挂在指挥部门边衣架上，无人敢碰。我每次路过那里，都多看几眼，心想冒险一场，没能缴获一把手枪，心犹未甘。因此，离开队伍前一天傍晚，我在指挥部附近徘徊多时，最后心一横，趁周围无人，闪身进去，将手枪从枪套拔出，攥一把麦草，用红绸子裹住，塞入枪套，扣上金属卡。返回营房，我抽出弹匣，里面压满子弹，扣上保险，用背心将手枪包住，藏在挎包底部。第二天吃罢早饭，老关、老赵、邹头和我换装后出发。因老李与济尔坚持留下，我们无车可乘，便选择东派控制的防区，徒步返回西安。后来，听说老李因枪伤而逝。
我们沿冶峪河漫滩往山外走，经石桥到口镇，在瓜地买了两个西瓜解渴，继续前行出淳化。每当经过武斗队据点和哨卡，我都很紧张，惟恐搜身。到达云阳镇时，当街到处是棉包筑起的工事，摆着迫击炮，还有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据说，半月前，双方曾在镇南门外激战，死伤惨重。当晚，我们借宿云阳中学，教室灯火通明，住满武斗人员，有的腰别手枪，擦拭半自动步枪；有的为转盘机枪装弹，弹盘袋堆放一地。女学生们挎着半自动步枪，走起路来雄赳赳的。
由于白天赶路，酷热难耐，目标也大，于是，我们决定，绕开泾阳县城夜行。半夜，老关叫醒我们，催促上路。那晚天清气朗，繁星满天，泾河发了水，我们不敢涉水过河，就沿浅滩走，找到一条摆渡船。当船行至河中，忽听“砰”的一枪，从对岸射来，破空飞过。我悄悄儿地摸出手枪，上了膛，在裤兜里握住。船工将我们摆渡过河，也没敢要钱，老关塞给他一包烟。老关很紧张，不住催我们快走，走困了，就倒在田埂歇息。我先看好地形，将枪别在腰间假寐。
途径草滩时，听老乡说前方设有哨卡，我就趁野地解手之际，背着他们，用鞋带将枪绑在大腿根内侧，这样走路磨得厉害，但也顾不上了。8月18日（星期天）下午，我们终于走回学校，在篮球场边分手。我回宿舍，同伴见我就催说：“你妈来学校找过你，赶紧回家去！”我步行至北门城门洞下，觉出鞋带儿勒得大腿根疼，四顾无人，便从裤裆将枪抽出，放入挎包，回到老宅，直奔上房西屋，把枪藏在大床凉席底下，这才放下心。
弟妹们看我晒得黝黑，问我去了哪里，我谎称到外县玩去了。母亲此时在单位“学习”，临近傍晚才回家，进门就问：“几个月没回家，跑哪儿去了？我怕你出事，去学校找，同学说你去外县了。外边这么乱，还敢乱跑？”母亲哪里知道，儿子在外参加战斗，还带回一把手枪。
在家歇了两天，我就返回学校，与邹头住教学楼二层，东侧楼梯口那间办公室。我白天参加活动带着枪，晚上睡觉之前，将子弹上膛，压在枕下。不过，学校里没人知道我有枪。一天，去工棚找老关，又讨了十多发子弹。
一天清晨，我醒得早，见邹头还在对面架子床下铺酣睡，就盘腿坐在床上，轻轻将手枪拆卸，用破背心浸机油擦拭，安装完毕，推上空弹匣，推套筒复进到位，扣动扳机，没想到膛内有子弹，“砰”的一响，子弹击穿床头，打入墙体，顿时，木屑、水泥碎渣乱蹦。邹头从床铺滚下，惊呼“咋啦？”见我手中持枪，吓得脸色煞白，我连忙将枪塞到枕下。枪声也惊动楼内的同学，大家挤在门口，惊问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事！”他们盯着床头的枪眼，面面相觑。午后，邹头抱着铺盖，搬回宿舍。五十年间，每回想那一刻，始觉后怕，所幸未伤及学弟，也未自伤！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是年8月初，《人民日报》刊载特大新闻，题为“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原来，毛泽东将巴基斯坦外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手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示支持。当年，国人愚昧，不知芒果为何物，奉若圣果，一时疯魔神州。等御赐芒果复制品传到西安，数十万工人沿街恭迎。工人阶级备感荣光，顿成新宠。
8月25日，中央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企图利用工人整治学生。9月中旬，西安昆仑机械厂十多个男女工人，身穿崭新深蓝工装，头戴劳动布帽子，昂然开进学校。他们一来，先接管档案室和革委会印章，俨然领导一切，整日红宝书不离手，言必称“毛主席派我们来！”
工宣队进驻时，西安地区东西两大派组织已相继解散，但我们很快发现，工人师傅们分别来自东西两派，指导员是西派的，队长姓随，山西人，属东派。工人师傅大权在握，便开始整人，但让人明显感到，他们整人也派性作祟。
某天上午，指导员把我传到办公室。只见他跷起二郎腿，坐在那儿吸烟，吸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问：“你的枪，啥会儿上缴？”我装胡涂：“啥枪？”他腾地站起来，瞪大眼睛，手指着我大喝：“你说啥枪？你，私藏武器，该当何罪？”我年少气盛，毫不示弱，也手指着他大声问：“你说，我该当何罪？”说着将右手插入裤兜拔枪，他脸色骤变，支吾起来。随队长赶紧从里间跑出，将我劝开。
事后，东派革委会副主任找我，见面就说：“你胆儿也太大了，敢跟工宣队作对，小心打你现行反革命！”下午，随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操醋溜普通话，劝我赶紧上缴手枪：“再拖，性质就变了，我也莫法保你了。”当时，西安警备区正勒令各群众组织“迅速主动上缴武器，违期不交者，将以对抗‘七二四’布告、私藏武器论处。”我想，好汉不吃眼前亏，答应明天一早缴枪。
伙伴们说，从未打过枪，想试上一把。于是，等太阳偏西，我们上教学楼顶层教室，西北朝向，我将子弹推上膛，让他们隔窗朝天放，一人一枪，将子弹打完。第二天上午，我去工宣队办公室，从裤兜掏出手枪，往办公桌上一放。随队长小心翼翼地问：“枪里有子弹莫？”我说：“全打完了！”他气得没说话。指导员铁青着脸，挺着脖子坐在一旁，冷眼看我。
工宣队开进学校，结束了校园无序状态，接着，就掀起“三忠于四无限”高潮。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四无限”则是对毛主席及其思想和路线“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工人师傅落实“三忠于四无限”最有创意，举凡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忠字台、红海洋等，都搞得有声有色，远远超过“文革”初期的崇拜。
当年，各单位为表忠心，争相在院内竖立水泥毛塑像。外语学校庙小，财力不济，建不起钢筋水泥塑像，于是，革命师生动手筑起水泥照壁，美术席老师执笔，精心绘一幅“毛主席去安源”，两侧用毛体分别写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堵照壁便成为全校师生的圣地，每天清晨，工人师傅必率领全体师生，肃立照壁前，手举红宝书，祷祝寿、念语录、唱颂歌。
饭厅南墙贴了幅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饭前，师生必三五结伙，端立像前，一手拿碗筷，一手举红宝书，背一段短些的语录，好去打饭。吃罢早饭，各班“天天读”，集体朗读“老三篇”，背诵“老三段”，然后，由师傅主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革命师生争表忠心。“晚汇报”之后，师生们不分派别和少长，由女师傅领舞，踏着节奏“毛主席的光辉，嘎拉亚西若若”，在照壁前大跳“忠字舞”。舞蹈动作简单，类似藏族甩袖舞姿，杂以红卫兵造反舞。天越黑，跳得人越多。
一天上午，全校师生正大扫除，忽从饭厅东侧平房传来号哭：“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呀，我有罪！”接着哭声阵阵，赶过去一看，屋里屋外，男女学生跪地，围着女师傅哭。原来，女师傅奋力扫除，长柄笤把一挥，将窗台上供奉的红太阳石膏像打翻，碎了一地。女师傅受惊大恸，在场的学生也吓坏，跪下就哭。此时，指导员赶来，拨开人群，愣怔片刻，便指挥大伙儿，小心将碎片捡起，捧着出去，不知丢到哪里了。
平静日子没过几天，校园又扰攘起来。革命师生在工宣队领导下，掀起“斗、批、改”高潮，没等大家明白怎么回事，风头突变，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高潮，12月初，又进入“一抓三破”高潮。所谓“一抓三破”，就是“抓现行反革命，破反标、破反革命集团、破敌特。”工宣队握了这把尚方宝剑，气焰愈炽，动辄将人打成“现行反革命”，一时间，人人自危。
当此时，谁往剑口上碰谁倒霉。一天上午，工宣队获知，英一班教室黑板出现反标，工宣队师傅连忙上二楼，只见黑板上白粉笔写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旁边画一柄匕首，刀尖下滴着血，红粉笔画的。师傅看不懂洋文，围观学生翻译，写的是“毛主席万岁！”师傅立断，这是大案，立即布置学生保护现场，从该班查起，几经询问，便破了案。原来，书写Long live Chairman Mao者，是某军干子弟，为一表忠心，而随意画匕首者，是同班小T，西派的，于是，工宣队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
那年头儿，“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男生追求的风尚，是头戴一顶国防绿军帽，帽顶还要折出棱角。一时间，满城抢军帽成风。某晚，俄二3个男生因抢军帽，与一工人斗殴，让公安局新城分局抓获，交工宣队处理。平时，此类事端，严肃批评了事，但在“一抓三破”期间，师傅们“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紧，凡事都往“新动向”上联想。他们连夜突审三人，连诈带唬，小F招架不住，供称：自己某日闲来无事，蹲在篮球场边，拿根树枝在地上乱画，一不小心，画出“打倒毛泽东！”。此话一出，工宣队师傅当场定性，第二天便逐级上报，市革委会政工组人员见多识广，认为此类事件多有发生，最后一查都是冤案，遂以查无实据，“嫌犯”年轻无知，将案宗退回。但工宣队师傅不依不饶，自行宣判小F“现行反革命”，关进劳改队。
没过几天，同班Y某健忘，瞅见绿军帽眼热，竟抢了现役军人，结果，自己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进了劳改队。“文革”高潮时，东西两派争贴大字报，以覆盖对方大字报为快。据说，某日，西派小L贴大字报，误将东派所贴红太阳盖住一半，遭到暴打；还据说，小L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结果沦为“现行反革命”。
某日，英一班开批斗会，邹头嗓门高，负责领喊口号，振臂高呼：“打倒毛主席！”全班惊愕，见无呼应，又急喊：“打倒毛主席！”仍无回应，方惊醒高呼：“打倒刘少奇！”后事，在场东派同学和工宣队保邹头，让他逃过一劫！
工宣队为扩大战果，又将运动推向新高潮：“抓紧清理阶级队伍，狠抓现行，猛揪黑手。”此前，当局批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中发 [68] 165号文件），宣称，厂革委会“在驻厂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一鼓作气，决心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到底…… 为了挖掘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厂革委会发动群众，对一些有怀疑的人，大搞‘四查’：查来路，查档案，查表现，查历史。”
最让师傅们津津乐道的，是对敌斗争五条经验中的两大“法宝”：一是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里，至于何时给何人戴上，取决于某人是否坦白交代，重新做人；二是“引而不发”，即革委会在第一次对敌斗争大会上，有意点出早已揪出敌人的名字，然后“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而未点某敌特，让他误以为革委会不知情。在第二次对敌斗争大会上，革委会布置革命群众坐其身后，突然将他揪出，打他个措手不及。据说这两大“法宝”，可让“那些还想蒙混过关，抱有幻想的阶级敌人，坐卧不安。”
师傅们把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学到手，就付诸实践。在第一次对敌斗争大会上，随队长先念语录，然后喝令：“把阶级敌人押上来！”遭难的领导、老师和学生鱼贯走上礼堂舞台，垂头挨训，然后又在口号声中下台。随队长晃着红宝书，操着醋溜普通话，絮絮叨叨大讲政策。
时隔几天，第二次对敌斗争大会召开，走近礼堂，顿感气氛紧张，门口全由工宣队指派的积极分子把守，主席台上方悬着横标，上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台上，革委会成员坐成一排，都绷着脸；台下，师生进场后，都悄然落座，没了往日的嬉闹。大会还没开始，人人惶恐。
随队长照例先念语录，念罢，一边宣讲党的政策，一边扫视台下，师生无不敛声屏气。突然，他再次环视会场，大喝一声：“把反革命分子朱正鸿押上来！”全场震梀之际，只见朱老师身后跳起两个老师，一人扭住他一条胳膊，推推搡搡地将他押上台。朱老师身着深蓝翻毛领棉外套，一条暗色格子长围巾搭在脖上，深度眼镜没了，眼睛凸睁，失魂似乱看。在场西派师生惊恐不已，东派师生长舒半口气。
接着，随队长罗织朱老师的罪名：原来他出身地主，父亲是“阶级异己分子”，“文革”之初，他名为“造反”，实则反党，曾写下二十多万字反党小说，为其父翻案。“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随队长引用语录，并号召全校革命师生掀起一个大揭大批高潮，然后领着高呼：“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朱老师在口号声中被押下。此后，每次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大家都不免往身后偷看，是否坐有积极分子。
不久，革委会有人透风：说工宣队西派师傅因我们几个参与武斗，又很“张狂”，最想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正收集证据，让我们小心为妙。我们私下分析，工人师傅专捡软柿子捏，想整我们，但也发怵，认为我们是亡命之徒。当时，省建一公司原东派工人仍然驻校，他们也属工人阶级，力保我们。济尔听说我处境不妙，某天上午，把我从会场叫出，对我说：“谁找你麻烦，言传一声，看我收拾狗日的。”
12月下旬，工宣队为深挖细找，突然宣布，开办两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设在本校，一个设在西安交通大学，让东西两派师生背对背，互相揭发。我被编入交大学习班，临分手，我对留校伙伴说：咱们要顶住，别相互乱咬。
冬至那天，我们三十多个东西两派师生前往交大，男女分宿两间大教室，还有一间教室辟为“学习班”。每天天未亮，我们就由工宣队师傅领着，齐集交大广场，恭立毛水泥塑像前，高举语录“早请示”。吃罢早饭，集体学毛选，或轮读“两报一刊”社论，接着，分组交代问题。看到有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录），淋漓地自我解剖，哭得失声，我虽受感染，但心里清楚，若要避祸，交心要避重就轻，护符惟有红宝书，先背得烂熟，无论发言，还是检讨，先用语录开道，随后稍作自我批评，再逐条反驳对方的揭发。
当时，交大工宣队也“一抓三破”，提出“大干十二月，彻底清理阶级队伍”，恐怖气氛笼罩校园，不时传来自杀的噩耗。12月26日凌晨，天格外冷，工人师傅催促我们早起，黑暗中列队，去毛塑像前表忠心。那儿人影憧憧，一拨一拨地早请示。轮到我们时，大家端立，由俄语刘老师领读语录，然后激情高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吃罢早餐，返回教室路上，天色朦胧，见灰楼前围一堆人，凑近一看，排水沟旁，一位老者倒血泊中，脑浆溢出。他身穿旧蓝色棉袄，外露的胳膊灰白，干瘦的手中，还攥着半拉馒头。议论纷纷间，上来几个工宣队员，分别抓住老者的四肢，合力一甩，“嗵”地一声甩上卡车，人们无声地散去。
元旦过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草草结束，因为，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传达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西安乃至全国掀起“上山下乡”高潮，我们因去留未定，在迷惘中等待。
1969年腊月，某天凌晨，我正缩在被窝儿，半睡半醒的。突然，宿舍房门大开，一股寒气袭来。“朱正鸿跳楼了！”有人大叫一声，就跑开了，楼道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们赶紧穿上衣服，疾步下楼。天还未亮，校园里人影摇曳，都往教学楼后西侧跑去。一盏昏暗的灯下，人们围着说话，凑近细看，一滩血已凝固变黑，一个“黑帮”正端着一簸箕炉灰，倒在血迹上。听监督“劳改”的老师说：一大早儿，分派朱正鸿打扫三楼厕所，没承想他刚上去，就跳楼了，工宣队员押着“黑帮”，用架子车拉去抢救。天亮后，听说拉到半路人已气绝。
“文革”前，朱老师教我班语文。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他操关中腔讲柳青的《梁生宝买稻种》。朱老师从陕西师大毕业，才二十一岁，分到外语学校教书，课余时间埋头写作，曾撰写两篇文章，一篇有关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篇与冯其庸商榷李杜的文学地位，曾投稿《文艺报》；还创作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1968年末，清理阶级队伍时，工宣队深挖细找，此时，与朱老师同舍的老师告发，说他藏有一沓儿小说手稿。工宣队用“引而不发”的手段，将朱老师揪出，逼他交出小说稿，他说稿子已销毁，因而罪加一等。
朱老师走上绝路，还因他被揪之前，正在热恋。此前，他因高度近视，几次恋爱，几次失败。这次，老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位农村姑娘，已发展到谈婚论嫁，万没想到，约会女友前一天，突遭关押。绝望之中，他用玻璃割脉，但割开的是静脉，被里沾满血迹。劳改队有人报告，工宣队员押着他到医院去包扎，走到北关正街，路面结着冰，见对面开来一辆公交车，他突然撞上去，所幸汽车及时刹住。为此，朱老师还写了《自我检讨》，贴在饭厅，说自己被揪出，“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婚姻断绝，对未来失去信心”云云。工宣队为防止他再度自杀，劳役时派人监督，但他还是趁人不备，愤而跳楼，年二十七。
朱老师自杀身亡后，工宣队隔天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将这一事件定性为“自绝于党和人民”。因他“文革”中造反积极，充当西派“军师”，树敌不少。东派师生大多幸灾乐祸，认为他“死有余辜”。
过了几天，夜半起了北风，呼啸声中，我们几个缩在被窝里闲聊。忽有人提起朱老师，大家沉默半晌。“朱正鸿的魂儿可能正在果园游荡呢。咱们斗过人家，鬼魂会不会报复？”一个同学问。大家于是争论世间有无鬼魂，又打赌谁胆儿最大。“谁胆儿大，去教学楼后走一圈?”于是，一个同学自告奋勇，从门后拿起铁簸箕和笤帚，去楼后撮了些炉灰，端回宿舍放到地上。大家从被窝伸头，看着沾血的炉灰，半天没人说话。
补记：
1969年春下乡，我与邹头落户之乡临近，但从未谋面，再以后，邹头招工去宝鸡，我浪迹江湖，分别四十年。2009年夏，我返西安，约他在书院门见面，等了一会儿，见邹头远远走来，左顾右盼，我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他的手，手粗如锉刀，我便知，这些年，邹头老弟过得辛苦。2018年8月，我回西安，本想约邹头去淳化旅游，共话当年，得知他卧病，无法同行，甚憾甚憾！
淳化战斗五十年后，我独自重返渭北土塬沟壑区南缘，走进当年东派未能攻入的老县城，望着承平之世，街头漫步的游人，不禁感慨万千！
1972年暮春，我入陕西师大读书，济尔、老关还来看我。不知他们现在何处，念之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