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成绩单已经公布，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如无意外，这个排名会成为2020年的全年排名。
相较去年，南京取代天津跻身十大城市“俱乐部”。天津创下了自晚清以来在全国城市中的最低排位，而十大城市中南方和北方9:1的比例，也创下上世纪以来的最悬殊纪录。
无怪乎有人惊呼，中国的东西差距已经变成南北差距，北方的“塌陷”成了中国区域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笔者倒没有那么悲观。事实上，自两宋以来，中国经济南重北轻的格局就非常稳固，从晚清开始的南北相对平衡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偶然，头部城市中南方占去绝大多数名额，不过是历史自然的回归而已。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工业经济整体上呈现北重南轻。东南沿海条件优越的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因为战备因素几无工业投资，大多数重点工业项目都分布在北方，虽然中苏交恶之后，东北一部分厂矿和资源向中西部内迁，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北“共和国长子”的地位仍然巩固。以至于在1978年，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北方占去六席（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
但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方城市的相对地位就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除了京津以外，经济总量曾跻身前十的北方城市就只剩下沈阳和青岛，十大城市中的南北比例基本稳定在7:3。到了2011年，成都超越青岛，十大城市的南北比例变为8:2，直至今年，天津也将最终退出十大城市之列。
北方为何二度“崛起”？
自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始终未变。但在近代，中国出现了近千年来唯一一次的经济重心重新北移，而且这一轮重心北移持续了将近百年之久，从而改变了明清以来的南北经济既有格局。
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率先开埠。上海坐拥长江口地利，又在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快速崛起，一跃成为东亚的金融、商业和贸易中心。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沿海开放由南及北，青岛、天津、大连快速勃兴，环渤海地区和东北，成为这一轮经济重心“北移”的主要承载者。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在尚无航空业的年代，天津既是进入北京的交通要冲，又是协防北京的军事拱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施“双驻地”（轮驻保定、天津）之后，天津既在事实上成为整个直隶的“省会”，又成为帝国军政体系的关键节点和北方最核心的对外开放枢纽，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重要滨海都会。
青岛和大连，地处海湾，坐拥深水良港。青岛被德国占据，大连先后落入俄罗斯和日本之手，列强最看重的其实是它们可以靠泊军舰的战略价值。青岛和大连不同于上海、广州、香港，并不位于主要河流的河口，天然的经济腹地有限，这两座城市的快速近代化，主要是源于外来统治者的推动。
东北原本是满洲祖地，长期以来禁止关内居民迁入，人口稀少，经济基础薄弱。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却“异军突起”成为全中国的经济高地。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空调的发明，全球人口普遍向低纬度地区迁徙，严寒的东北也成为人口净迁出地。但在一百多年前，东北却有着巨大的诱惑。土地肥沃，地广人稀，这对饱受人多地少之苦的关内居民而言颇具吸引力；东北平原面积就达到35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日本大致相当，但日本国土八成是山区，东北平原的面积相当于日本可耕地面积的五倍以上，因而一直受到军国主义日本的垂涎；对俄罗斯而言，中国东北也是一块“肥肉”，大连旅顺的深水良港，是俄国势力在亚太渗透的桥头堡，而中长铁路（即满洲里—绥芬河和哈尔滨—大连旅顺）也成为俄国在远东利益的生命线。
从甲午海战开始，日本、俄国及其代理人在中国东北展开了五十多年的争夺。先是日本获得占领辽东的权利，“三国干涉还辽”下未能如愿。之后俄国又占领旅大，日俄战争之后旅大权利又为日本所攫取。此后，日本、俄国（苏联）和奉系军阀在东北争斗有年，直至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彻底为日本所控制。国共内战，东北成为关键胜负手。1952年，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1955年，苏军从旅顺口完全撤军。至此，日俄历史上在东北攫取的全部权益最终收回。
东北的近代化，既有俄、日入侵并经营的因素（典型的如大连、哈尔滨），也和奉系一度相对稳定的管治有关。要之，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让东北相对关内呈现出战乱较少、政治相对稳定的特点。在整整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关内战乱频仍，东北却相对和平，加之煤、铁、黑土地之利，到1945年，东北的工农业产值，铁路、公路里程都超过关内各省之和。
1949年以后，由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东北继续成为共和国工业投资的重点。苏联援华项目在东北优先布局，进一步巩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地位。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东北在国家投资中的地位才有所下降。从1898年俄国租借旅大，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整整六十多年里，东北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工业投资最多的地区。要知道，广东之所以称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不过因为其开放整体上较其他省份提前了大约十年；东北在全国领跑了六七十年，光是“吃老本”也是了不得的。
沿海城市的兴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重返联合国、中美破冰、中日建交等为标志，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显著变化。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重组，成为改革开放得以启动的国际大背景。
这其实也是中国经济重心再度南移的基础。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外部因素从俄国/苏联，变成了美国。来自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资金，以及主要通过香港这一中介流入中国内地的欧美资金，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的外部水源，而西方国家和亚太地区，也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方向。
从那时起，曾经因为战备原因少有投资的广东、福建、浙江，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出现“逆转”。1980年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全部位于广东、福建，开放相对较晚的浙江、江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个体户，杀出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的创业新路，也诞生了“温州模式”“义乌模式”“苏南模式”。就中国经济大盘而言，东三省的“定盘星”地位，逐渐被苏浙闽粤四省取代。
无论从港口条件、海岸线长度还是人口腹地来看，东北都远不如东南。在上世纪的前半叶，东南经济不如东北，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东北有多好，而是因为在民国长期战乱（尤其是抗战影响）和建国初期对外封闭和备战的条件下，原本应该很好的东南经济表现太差。东南实力对东北的全面超越，这并不是南方的幸运北方的落寞，而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相对比较优势的南方地区，最大限度地代表全中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这是整个中国的幸运。
由于黄河和长江在水量、航运等方面先天条件上的巨大差距，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向并不能和长江中上游相比，郑州、西安等城市从来没有进入过全国前十。过去南北所谓的“相对均衡”，在头部城市里靠的其实就是北京、天津、青岛、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也就是说，北方城市在十大城市里能占几席，主要看东北。东北城市相对地位的倒退，最终就会反映成北方城市的“大溃败”。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这四个东北城市就再也没有一个进入全国前十了。
虽然东北城市纷纷从“十强榜”上退出，但天津和青岛还是一度坐稳了前十之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获得增长红利的主要是沿海城市。只要不靠海的城市，经济表现总体都比较差，沈阳、长春、哈尔滨在退步，重庆、成都、武汉也同样在退步，苏州、无锡、宁波、佛山等沿海地区的非省会城市，一度在城市榜上表现抢眼，风头远远盖过了成都、武汉和南京。
为什么当时沿海城市明显强于内陆城市？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产业结构。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产业是钢铁、石化、纺织、轻工等，这些行业对运输成本极为敏感，因而高度依赖海运，并且很难向内地转移。（时至今日基本上这些工业仍然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因此，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的初期，内陆省份和城市普遍是吃亏的。现在已经沦为后进省份的河北，当时仅凭“以钢为纲”，就牢牢占据“十强省”的地位。
所谓重心“南移”的本质是什么？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从“东西差距”逐渐变成“南北差距”，关键的转折出现在2008年以后。
如果我们不看“十强榜”而是看“十五强榜”，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南北差距”扩大的本质。
2020年相较2008年，十五强城市中在排名上退步的是广州、苏州、天津、无锡、青岛、佛山，清一色是沿海省份沿海准沿海城市（而且这六个退步的城市里也有四个是南方的）。在排名上进步的是深圳、重庆、成都、南京、武汉、宁波，除了深圳和宁波全部是非沿海高行政级别城市。2008年在十五强榜上现在跌出十五强的，是佛山，一个纯而又纯的“南方城市”，而取代佛山的位置的是长沙，南方最强的地级省会城市。所以如果不看“十强榜”改看“十五强榜”，其实2008年南北比例是12:3，现在还是12:3，并没有“十强榜”那么悬殊。
我们这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所谓的“东西差距”变“南北差距”，实质上是人口大省（尤其是内陆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沿海城市所致（不管这个沿海城市位于南方还是北方），但是恰恰除了河南之外，所有的内陆人口大省都是南方省份，所以就显得南方很强北方很弱。
人口腹地，取代了港口条件，成为最近十年来城市竞争格局最重要的胜负手。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一个人口大省的省会，选对了主导产业，经济起飞是必然的，要是再有一两所好大学，那就更开挂了。所以在一片“北方不行了”的惊呼里，郑州稳扎稳打逆风翻盘，其实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一亿人口的腹地，而它是北方唯一一个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腹地的单极化省会。
这一变化何以发生？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二产和三产关系来看，三产的占比在提高；从二产内部来看，在钢铁、石化、纺织、家电等上一代产业之上，汽车、电子、制药等层次更高的产业占比大幅提升。
省会城市，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的显著特征，就是有更庞大的第三产业部门。更多的机关，更多的省属企业和金融机构总部，更多的学校、医院、科研院所……它们天然地构成省会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反观非省会城市，就业人员中上述三产从业人员的比例天然较低，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群体占比更高，因而整体消费能力远远弱于省会。即使是深圳、苏州两个最顶级的非省会城市，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低于广州和南京。省会城市更庞大的消费基础和更丰富的福利资源，使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一般都显著强于非省会城市。道理很简单，有更多的人消费，就可以有更多餐饮、零售、交通、文化娱乐从业人员的涌入。
另一方面，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即使是在工业这个领域，内陆省会城市的竞争力也明显增强。汽车、电子、制药等产业，生产的终端产品单价比较高，很多产品对运输时效的要求远远高于对运输成本的控制，空运、陆运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海运成为许多终端产品的主要运输方式，内陆城市的交通劣势不再存在，甚至距离欧洲更近的成都、重庆反而得到了新的物流优势。另一方面，这些产业仍然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哪里的产业工人供给多、成本低，哪里就会成为企业的优先投资地区，内陆地区的“人口大省”就由此重塑了比较优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了108万，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的分别增加172万和180万。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农民工资源富集的中西部省份的省会，成为了这一波产业转移中的新赢家。
北方为什么不行了？
理解了这个逻辑，北方各省（主要是环渤海和东北）的经济颓势就很好解释。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城市群时代。一个不能产生头部城市的地区，发展动力就天然不足。因此，当北方城市在全国城市榜单上退步的时候，它们所在的省份也就在省份榜上逐渐滑坡。
南方和北方省份的人口规模差距非常巨大。我们来看2019年各省、自治区（27个，不含四个直辖市）常住人口，辽宁排名第14位，恰好居中。人口比辽宁多的13个省（区），只有山东、河南、河北三个北方省份，另外10个都是南方省份。而人口比辽宁少的13个省（区），只有福建、贵州、海南、西藏四个南方省份，另外9个都是北方省份。南方省份基本都在人口榜前列，北方省份基本都在人口榜后列，没有人口，谈何发展？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常住人口分别是4000万、2000万和3000万量级，充其量只能算中等省份。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缺少人口腹地这一件事，东北大城市想要扩张就是无解的。而另一方面，由于东北发展早，城镇化率水平很高，产业工人的基数就更加不足了。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8.11%，仅次于沪京津粤苏浙六个发达省市高居全国第七，黑龙江城镇化率60.9%，排在全国第十三。城镇化率高，意味着在农村尚未转移的可以成为农民工的人口的基数少（城镇化率低，意味着可以转移到城市的潜在农民工多）。发达地区尚且可以通过吸引外省农民工来补充劳动力，东北作为人口净流出地区，这条路径也不成立。何况，由于东北人少地多土地肥沃，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关内，东北本地农民转型为农民工的意愿本来就低。在这种情况下，到东北投资比起到关内城镇化率低的省份（四川、安徽、湖南、河南的城镇化率全部都是倒数前十）的省会投资，必然面临“招工难”、“招工贵”的问题，当然增量工业投资会更多集中在关内的人口大省。
当然有人又要说了，东三省是缺人，但河北和山东都是人口大省啊，为什么也不行？
我们已经提到一个趋势，随着内陆省份近年来的崛起，农民工是逐步从东部向中西部回流的，在这个大背景下东部和中西部的选择是不尽相同的。
就东部地区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核心城市周围的都市群做大做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就是最重要的两个都市群，必须让这些都市群有更多的配置全国性资源的能力，提供可以辐射全国的高端岗位，从而继续强化对全国其他区域人口的吸引力。
而就内陆省份而言，主要就是搞“强省会”，从而最大限度吸引农民工回流。
所以，河南、山东和河北三个省的命运出现了分野。
河南的解法很简单，集中力量搞郑州。上世纪末的1999年，郑州GDP还排在全国三十名开外，到2018年已经排在第十六位，距离“十五强”一箭之遥了。
山东和河北，各有各的尴尬。
先来看山东。山东是个东部发达省份，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内陆的安徽、两湖、河南和四川，因此本身就不是劳务输出大省，靠吸引农民工回流不能给山东创造太大的人口增量。青岛、烟台、济南甚至潍坊、淄博，发展整体又比较均衡，谁也没有能力把省内的人口全吸引到自己这里。那么山东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和粤、苏、浙几个发达省份正面竞争，吸引高端资源，做大高端产业，增加本省的上市公司数。
平心而论，即使是在山东经济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山东和珠三角、长三角的差距都是很显著的。依托上海、深圳乃至广州、杭州这几个节点城市，珠三角、长三角具有全国性的资源配置能力，上海、深圳有证券交易所是全国性金融中心，广州是全国性的商贸中心，这四个城市也是除了北京之外上市公司最多的四个城市，有最多的科创资源和高端就业机会，并且对周边城市形成了有效的辐射。所以山东变成了一个“夹心层”，往上走，抢人抢不过长珠三角；往下走，跟内陆省份比强省会也比不过。
再来看河北。谈河北，就不得不谈到邻近的北京和天津。因为京津位于河北省几乎几何中心的位置，而石家庄又是一个六十年代才偶然得到省会地位的新省会（且经济总量一直低于唐山），河北几乎成了全国各省中最为尴尬的一个。
曾经，河北“以钢为纲”，从最南边的邯郸到东北方向的唐山，钢铁都是一张名片。但随着京津冀协同战略的推出，河北首先要做好京津的生态屏障，过去“傻大笨粗黑”的产业结构必须调整，但更高端的新产业又跟不上，造成了河北的阵痛。
北京虽然和上海、广州、深圳同属“一线城市”，但北京的产业结构和南方的“一线城市”大相径庭。北京是一线城市里唯一一个不重点发展工业的。2019年北京工业占GDP比重只有16%，而上海、广州都接近30%，深圳更达到39%。
由于服务业占地需求小，主要依赖人才资源，所以大城市服务业向周边城市的扩散是比较困难的，而工业生产向周边的外溢则比较容易。上海和苏州，深圳和东莞，甚至广州和佛山的“前店后厂”格局，推动了长三角、珠三角内部更均衡的发展。但由于北京本身工业规模太小，河北除了承担重资源重污染产业的搬迁，但获得的高端工业外溢整体很少，虽然也建设了不少环京的园区，但完全不能和临沪、临深区域相比。
京津冀地区的常住人口总计只有1.1亿出头，比川渝（1.2亿）、两湖（1.3亿）都要少。川渝和两湖各自只有两个全国“二十强”的城市，以京津冀当下的整体发展水平，也就差不多能容纳北京和天津两个“二十强”。雄安的未来还要留待时间去检验，就今天的河北其他城市而言，几乎没有进入全国头部的可能。
北京不仅是华北的经济中心，也是整个中国事实上的经济中心。无论是体制内的政府、事业单位、科研院所，还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北京都有全国最多的岗位。然而，这些岗位外溢的空间非常小，即使外迁，也优先选择上海、深圳甚至杭宁汉蓉等其他南方城市，也很难去邻近的河北、天津，因为这些岗位对人才集聚的要求极高。这其实让天津陷入了和山东一样的尴尬，和京沪深穗比，明显缺顶尖资源缺人才，而和汉蓉合长这些城市比，自己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省省会缺少人口吸引力。天津和青岛，这两个拥有百年辉煌的城市，当下的命运其实是相似的。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头部城市的风水轮流转，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站在百年的尺度来看，南重北轻似乎不过是这三四十年的事；但站在千年的尺度，这就是最正常不过的历史回归。
人口就是消费力，人口就是生产力。哪里有人口增量，哪里就能在区域竞争中赢。南北城市总量排位的变化，印证的就是这个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