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记者廖君，最近因为受到表彰也遭遇了集中的质疑与批评。
表彰廖君的信息说，她写了大量的抗疫报道，在抗疫报道一线战斗了两个多月。质疑廖君的消息说，较早发布“病毒不会人传人”等消息的也正是她，而这些消息误导了公众。
认识廖君，是十好几年前的事了。
记忆中，那个时候的廖君是个单身未婚的小女孩，清清白白。如今，十多年不见，她受到表彰的时候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2000年左右，媒体正处在黄金年代，一张报纸只要老总稍微有点担当、部门主任里有几个人稍微有点专业精神、懂点业务，都能让一张报纸迅速声名鹊起。
正如2001年夏天我在北京实习的报纸，那时候叫《生活时报》，不愠不火，后来换了老总和部门主任新招了一批记者编辑，改了报名后迅速就成了一张影响巨大的报纸。现在，这张报纸叫《新京报》。
初进报社的新记者，一般都会在热线新闻部、机动新闻部之类的地方锻炼，没有什么条线，每个稿子都是新闻热线接到读者爆料记者去现场采访然后写出来的，稿子写出来后，记者还要反复改反复斟酌才会才敢传给部门主任，部门主任反复修改然后才会传到稿库里供编辑选用。
新记者在热线锻炼一段时间后，有一些会逐渐被分配到条线口，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经济、体育、文化、娱乐、政法之类的，这个时候，每个记者背后都会有一个庞大的供稿群体——通讯员。
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专门搞宣传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单位内部发现“新闻”然后提供给跑口的记者，有时候是写好稿子直接传给记者。
新跑口的记者，拿到通讯员的稿子会有点忐忑，因为还不适应直接在别人写的稿子前面直接加自己的名字。
渐渐地，为了多赚稿费，也在老记者的耳濡目染和报社的纵容下，这些最初不太好意思直接在别人的文章前署名的记者，渐渐会习惯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别人写的文章前，有些记者甚至还会把原作者的名字删掉，只署自己的名字，稍微有点操守的人，则会把通讯员的名字署在自己名字前面。
通讯员也有一个圈子，那些经常把通讯员名字删掉的记者会成为这个圈子不太受欢迎的人，一是因为写稿人很爱惜自己的产品，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变成了别人的东西，有点自家孩子改姓成了别人孩子的感觉；再就是那个时候还有稿费，通讯员在单位的工资并不高，但如果写稿多稿费就多，可以补贴家用。如果记者把人家的稿子弄成了自己的，通讯员就拿不到稿费。
我在那个年代认识的有些通讯员，稿子质量高、产量也很高，有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志前年见面还回忆，他的第一套房就是拿稿费买的。
我想，廖君最初进媒体工作，应该也是为这些事情忐忑过不安过的。但工作时间久了，很多事情慢慢会变。
稿费越来越低，通讯员越来越不在乎那点稿费，完成单位的宣传任务、形象包装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再加上明知有些稿子是忽悠人的，署名会挨骂，所以现在很多通讯员也不愿意署名了，写好稿子直接发给记者，记者为了工作量不分青红皂白署上自己的名字就发表了。
廖君受到质疑的那几篇稿子，大概就是别人写好发给她、她加上自己的名字就发表的。即便有修改，也不过是修改几个错别字、几个标点符号。
另外，现在有一文章叫通稿。
通稿多半是政府的写作班子写出初稿后反交给政府的主管官员把关权衡修正之后公开发布出来的，有时候这些代表着官方态度的通稿可能就是新华社的记者们直接主笔写的，有些通稿甚至盖着公章发送到各个机构。这个盖着公章的通稿发到记者们手里，多半也就是加个名字就上传到单位发表了。
现在，很多所谓的新闻机构都不是正经做新闻的机构。当然，这些机构也不是完全不写新闻，但写新闻是偶然的，搞宣传才是他们的常态和本分。要求这些机构总是写真正的新闻，那是一种妄想。
廖君所处的话语环境与大家所期待的话语环境，是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常常对立的环境。她在她的话语环境里受到表彰，是理所当然的，放到另一个话语环境里挨骂也是必然的。在她们的话语场内，没有廖君，会有刘君、王君，廖君不受表彰，会有刘君、王君受到表彰。
廖君在自己的话语环境里受到高度表彰，在另一个话语环境里遭到密集的质疑与嘲讽。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且并存，这就是现实。说不定，这个话语环境里的质疑与嘲讽，会成为她在另一个话语环境里受更多表彰的推力。
所以，大家如果真要反思，可以廖君为例但不能仅仅局限在廖君身上，而是要大声问一句：是谁把廖君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