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封城日记,但我有封号日记

(2020.02.02-2020.02.16,没有微信日子的纪念)

微信因“传播恶毒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被封号两周,就在传出消息我们伟大的国家准备全面控制疫情报道,封锁撤除所有负面内容的同一天(后得知那两天大批帐号被封或部分禁言,无数聊天群被解散)。

本来我的微信就没几个好友,且从不喜加群,更不爱群内发言,因此推测封号无非两个可能:网警拥有一览本应是私人领域的朋友圈的权力;我被自己所加的好友举报了。尝试回想、排除发出的每一句话,每一张图,加过的每一个人,极力想说服自己是第一种而非第二种可能,这样至少还能保留对人性的信任。毕竟,朋友圈可见者本就已通过多次筛选,均为相识的朋友、同学、同事、亲戚,虽并不与当中每一人熟络,甚至与某些观念不和,但此前仍坚信他们为人不至下贱至举报这一最最龌龊之举。当然,真实的原因我永远不得而知,我甚至不确定两周后能否顺利解封账号,我朋友圈那些“恶毒性谣言”还能保留多少条,要知道,那些可都是我一段段话、一张张图测试才最终突破审核封锁发出去的心血。

看到需要重新输入密码的提示时已有不详预感,等“恶毒性谣言”那几个字映入眼帘后原地楞了几分钟,然后恢复平静,并没有特别害怕或意外。只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没事就喜欢瞎写几句话的人来说(怎么说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哪怕写的都是垃圾,也哪怕好久没有生计了),微信是我记录、练笔的重要途径,突然丧失了一个表达自我的渠道(即便受众寥寥),说不倍感失落是假,不时手指发痒,总想搜几张珍藏的截图,打下几句酝酿颇久自以为或机智或讽刺的话语,和看到的无知、无耻言论作对,用各种事实和评论狠狠抽打某些人的脸。

言论空间日益萎缩凋零,愤怒与无力感却在滋生蔓延。当媒体风向转变,“正能量”故事取代了黑幕揭秘,质疑诘问变成了歌功颂德,个体生命再次让位于宏大叙事,我能做的也就只有在自己和他人被删帖与炸号前不断截图、拼图作为留存——官方厚颜无耻的表态决定,机构荒谬绝伦的观点做法,患者命悬一线的绝望求救,民间可歌可泣的守望自助,博主网友辛辣讽刺的评论考证,不一而足。我早已决定这辈子不会生育,故也不知道这样的故事、历史、经历、体验、感受,未来能讲给谁听,流传多久,有何作用,但我知道,我们必须记录,我们必须记得,因为他们在篡改事实,重写历史。

东京沙林毒气事件被村上春树记录在《地下》与《在约定的场所》里,切尔诺贝利的爆炸则由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见证。是谁,会在何时写下武汉之疫的纪实文学?我们有生之年又能否光明正大地阅读这些文字?然而,比提出这些问题更可悲的是,我们伟大的国家值得书写铭记的远不止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