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媒体何为?

检讨过去的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公共言论和公共事务的冷漠,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盲从,显然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检讨过去的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公共言论和公共事务的冷漠,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盲从,显然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前言:

2020年初爆发的这场大疫注定会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疫情汹汹,舆论也近乎沸腾。危机面前,大众对真实和及时的重视远超过往,在疫情爆发最开始的时刻,深入一线报道的传统媒体也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向我们发出了无数珍贵的一手消息,对于中国媒体而言这堪称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围炉复旦的两位大三同学:闫力元和羽生也作为不同媒体的实习记者参与了报道,且报道方向各有侧重。他们在采访中接触到的各色人群:发出求助的患者,海外留学生,奔赴一线的志愿者患者,其他都市的捐赠活动组织者……我想与他们的交谈更能帮助我看待这次疫情,以及有关疫情的众声喧哗。

X = 许诺

Y = 闫力元

Z = 羽生

X | 疫情爆发至今,可以说整个中国社会都深深卷入其中,所有人都在进行一种“危机应对”。疾病传播这一公共卫生的危机,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政府危机,无论是社会公信力还是社会管理能力,似乎都遭受了颇大的打击和质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各种社交软件标榜“真实”的负面的消息几乎占了压倒性优势,而那种将一切质疑斥之为“大V造谣”的声音则弱了。大众舆论上的这种情况在这几年真是非常少见,坦白说似乎是我第一次见。这样的群情激昂,当然和疫情的严峻形势有关,但大量真实的信息直接在大众面前曝光更是直接的诱因。

传统媒体似乎在多年的成绩和衰落之中,又获得了一个高光时刻,比如像财新、南周和三联这样的媒体,有关疫情的特刊就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一期杂志有洛阳纸贵之势;还有很多疫区的患者为了获得医疗资源,也会向媒体求助。这固然是一种临时的危机现象,但在经历了多年的弱化后,这次疫情的报道,是不是会让传统媒体的地位重新上升?两位也参与疫情报道之中,不妨结合自己的采访经历,说一下这次疫情里,采访对象对公共媒体的态度如何。

Y | 我在广东某报社实习,目前是主要在跟疫情中心武汉的新闻,羽生此前在某上海媒体实习,她主要跟武汉之外的其他大都市疫情。

传统媒体面对的舆论环境是否会好转很难说,但这次疫情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我身边就有朋友说,疫情检验出了真正优秀的媒体和媒体人。有的同学养成了阅读深度报道的习惯,有的人甚至成为了一些市场化媒体的“死忠粉”,这些媒体凭借高质量的文章赢得了许多肯定,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舆论市场被肤浅的宣传统治太久了。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重大的社会事件自带大热点,读新闻的人数直线上升。高质量的媒体和报道自然能够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因为重大的事件发生之后,媒体短时间内拥有了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限制较少,批评和调查也都相对自由。优秀的媒体人能写出优秀的文章。

但至于之后如何,舆论环境和媒体地位是否会上升,一方面当然要看是否会放松管控,另一方面公众的意识也很重要。我采访中很明显的体会到,国内媒体面对的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约束,还有民间的戒备和警惕。这种戒备当然也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不无关系。动辄“境外势力”、动辄“谣言”、“无良媒体”的舆论场,对于报道是没有什么宽容的,同样,公众自身也多数没有发声的意识,选择明哲保身,做温顺的绵羊。

据我经历的采访经历来看,很多人只是把媒体作为一个可以帮助到自己,甚至是可以利用的工具。疫情初期,很多病人没办法住院,家属各方求助无门,最终选择在微博上发声,把希望压在舆论上。只要声音足够大,转发足够多,被有关部门重视就可以安排进住院。

在他们还没有获得资源的时候,我去和他们联系,有时候态度就会比较积极,希望媒体能把他的情况宣传出去。但如果他已经得到救助,反应就会非常冷淡,说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并不想引起太大关注,怕影响治疗。有的还会说,我有什么义务接受你的采访呢?我还有自己的事情。

说白了,就是不把他们曾经经历的苦难看做公共事件,只要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就乐得各扫门前雪,即便他们曾经历的苦难同样发生在无数个活生生的人身上,那也与他们无关。他们自认为并没有发声的义务。

我在2月初的时候采访到一个阿姨,这个阿姨因为确诊为阴性,院方要把她赶出去,病情也很重,情况也很困难,每天主动联系媒体,希望能借此获得社会的关注,解决他们这类阴性重症病人的住院问题。我详细地采访了她,她希望我们能尽快报道。但是当天晚上十二点她忽然打来电话,说好像住院有眉目了,希望我们的报道就不要发了,或者迟点发,她不希望这时候发出来激化和医院的矛盾,影响她住院。第二天,她住院的事情又泡汤了,还是没住上院,就又打过来电话,希望我们能报道。两天里态度变了三次。

(网络图片,并未患者本人)

我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她们家情况确实困难,我也很希望她能够住上院,获得救治,那天晚上不想让我们发稿,担心影响住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毕竟人命事大。

但我又不能不感到失望。在疫情初期,床位有限,一个人得到拯救就意味着另一个人被挤下来,一个家庭的笑声伴着另一个家庭的哭声。凭什么谁的声音大谁就能得到拯救呢?那些沉默的人怎么办?归根结底,无论是床位有限,阴性重症病人无法住院,这些问题都是公共议题。而在多数人眼中,只是他们的个人悲欢。因而个人的问题解决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共发声的必要了。这是我采访中感受到的很普遍的思维方式,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冷漠和自私。

还有一些求助者总希望我们的稿件按他的意思来,仅仅把媒体视为一个传声筒。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对媒体有什么误解,也许是部分主流媒体给了他们喉舌和传声筒的印象?

总的来说,我感觉疫情期间民众对媒体的态度有时确实比较畸形,一方面走投无路之后常常变得非常仰赖媒体力量,有时候甚至是迷信媒体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事情一解决,他们就又回归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社会与我何干的冷漠自私。不认为公共事务真正与每个人有关,也不认为发声是权利也是义务。

Z | 我这边遇到的情况可能也有类似,我也会通过微博去联系采访对象,但没有一个理睬我的,内心简直崩溃(笑),当然做记者就要准备好被拒绝。

我的采访范围主要是在一线以外的社会支援力量。有一次是要采访海外留学生对疫情的支援情况。恰好我在美国交换了位湖北籍同学,他本人的家人当时就在湖北,所以本以为他对这个疫情应该有切身的感受,应该有蛮大的表达欲的,而且他的朋友圈也表现出了对这次疫情的高度关注,有各种媒体的报道截图之类的。但是奇怪的是,当我去要求采访他的时候,他却很干脆的拒绝了,说海外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疫情报道有很多恶意歪曲,影响了中国形象。他似乎是因为这种纷乱和歪曲,不愿多谈,对采访采取的是一种退避态度。

Y | 我觉得蛮好理解的,我们长期处在一个“境外势力”“无良媒体”“不信谣不传谣”的话术统治下,舆论管控其实已经内化到了公民内心,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于是就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体制内更是如此,基层噤声的现象十分普遍,采访的时候,经常遇到向上甩锅的情况,要么就是同级之间互相推诿,避免接受采访。基层职员接受采访,经常说你要么找我领导吧,我职位低,不敢乱说话。联系到领导,又说自己也有领导,找我的领导吧,一层层向上甩锅,要甩到什么时候?或者有保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但归根结底还是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

之前南方周末有一篇采访红十字的文章,探讨红十字会为什么发不出物资,工作人员就会说发我们只负责收货,发物资的权力在上级。然后之前市长解释自己为什么缓报病例人数,也是向上甩锅,说我们发布疫情信息要争得上层批准。在这里,能看到公众意识和官僚体制的逻辑是同构的。

X | 如果寻求解释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需要从官方宣传那里获得解释,就是一种简单的自发的自保吧。在朋友圈的行为可能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自我展示或者说人设塑造,而且这种表演没有什么成本是比较廉价的。在现实生活中,牵扯到任何真实的行动成本,就会触动警觉的神经,要排除一切可能的风险。还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吧,觉得这和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说还没有直接落到自己头上,最好的事情就是在安全位置之外表达关注和愤慨,或许也可以归咎到力元上面说的,缺乏了这种广义上的公共责任意识。但我也经常质问自己,取起种种“公”的旗帜批评抽象的社会现象是容易的而且也是永不过时、永远正确的,似乎整个近代史都是如此,上可塑五四,下可追改开,从高中就接触过的自由主义话语也莫不过此。

说到这里,我想提下我对疫情引发的种种舆情的观察,自由主义话语似乎强势回归了。尤其是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网传的一个有待核实的聊天截图,更让大众情绪受到了强烈刺激,那晚我见到了微博上前所未有的“冲塔”。继而甚至出现了一些要求落实X法,修改相关条例的声音浮现,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和学者也参与了署名。大众舆论也出现了对诸如“阿中”此类意识形态符号娱乐化的反省和批评。在这种偏自由主义的发言之外,还有更不见容于平日主流舆论的也大规模出现了,比如有的朋友就觉得 “大洪水”已然来临,也有的在说着什么Dao学。

李文亮

Y | 可能这只是一种应激反应或者“非常”现象,言论的管控已经在再度收紧,印象中从《人物》那篇《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开始就很明显了,删帖、封号也多起来了。

Z |  报道的空间正在收紧是事实,媒体都会有意避开尖锐的议题,着力挖掘正能量的暖心故事。我跟了一个为环卫工人募捐口罩的志愿者团队。其中一位成员跟我讲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他们在的这个团队其实并不是一个组织,没有所谓的负责人,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志愿团体。

Y | 我也采访了好几个志愿者,还混了几个不同的志愿者群,他们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但据我观察,他们内部管理运作十分高效,职责分工也很明确。有专门在网上发信息的,有负责物资运输的,有专门和病人对接的,有做心理护理治疗的,专门协调医院物资的,还有对接的媒体人。

其中一位受访的武大博士生志愿者,他最开始就是拉了几个哥们,各司其职,一起做事情,后来人越聚越多。在政府相对缺位的情况下,这些自组织在目前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X | 是,这段时间还是涌现了很多自组织,我也有参与一些网络志愿者的行动,更是常看到一些大型组织支援疫区的新闻,老实说涌现出了这么多有组织的支援行动,我还是颇惊讶。之前我接受到的信息让我感觉我们的社会破碎的厉害,甚至于每个人都是无共同体依傍的。这里不论政府行为,就我观察到的大众反应,比如青年人劝老年人戴口罩,这似乎被作为一件有点好玩的事,但我觉得这其实反映了子代和亲代之间沟通的鸿沟很难弥合,或者说这不是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而是两代人之间的难以理解,在信息来源思维方式上的巨大不同,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这个问题戴口罩问题恰恰是和亲情关系较少,所以更能反映两代人之间沟通和共情的真实情况。

还有着疫情发生后的因为隔离产生的各省各市甚至更小范围内的对立情绪,也让人觉得蛮讽刺。前一天高呼某省团结抵制外省人,第二条天现省内某市疫情非常严重,又开始谩骂该市,任何共同体的归属和认同在此疫情之下似乎都虚假而脆弱。但还有很多人能够自发的团结起来,在陌生人之间形成互信来做点什么,似乎在说明社会从来没有失去自我联合和再造的能力。

Y |  是的,这次疫情呈现出来很多严重的问题,从你所说的社会互信联结,到政府的管理体制。但同样,我在采访中也看到了很多希望,比如这些志愿者团体,那些医护工作者,基层的劳动者,还有朋友圈每天关心武汉,主动捐赠的这些青年。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在写日记,记录自己看到的好的坏的,但发现简单地谈乐观或悲观还是很困难(参看:一份菜鸟记者的寒假日记)。

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和武汉的朋友聊天,他说那天晚上武汉市民们纷纷自发用手电筒向天空打下一道道光束,还自发地吹响哨声,用这样的方式悼念李文亮医生。武汉城的夜晚万道光束、此起彼伏的哨声,这样的画面不是很动人吗?难道我们可以无视这些人的愤怒和呼喊吗?只要有人呼喊,就不算完全绝望。

纽约中央公园纪念李文亮医生(来源:微博)

结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灾难,灾后的一切都很难预知。有什么被损毁了,有什么正在重建。大混乱可能带来崩溃,也可能带来希望。这次疫情中活跃的媒体、沸腾的舆论、冲锋在前的医生护士、经受煎熬的患者、蒙受压力的公务人员,还有被困家中的普通人……在这场混乱过去之后,各自又会面临什么呢?事后拉清单和化悲剧为凯歌的戏份我们非常熟悉,但这一次未尝不会有新的预言应验。此时如果说着未来的改变由我们——普通读者所决定,那实在是自欺欺人了,实质上和某编辑的和稀泥是别无二致的,但起码,我们已经学到的教训不必再犯,检讨过去的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公共言论和公共事务的冷漠,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盲从,显然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