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即将来临，平时就常见的“共和国”一词在各类新闻媒体和人们的言谈中出现得更频繁了。但是，对这个名词的起源、基本含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走过的“民主共和”之路，似乎很少有人认真探究。
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共和国”的英文名称是 Republic，它来源于拉丁语，字面上包含“人民的共同事业”、“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团体”等意思。
“共和”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等城邦，古罗马及中世纪的威尼斯等城市国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国”，在一些思想家眼中，“混合均衡政体”是共和政体的代名词。
现代共和制是由“混合均衡政体”演化而来的“分权均衡政体”，英国是第一个完成这一演变的现代共和国。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根据自己对英国经验的理解，在《论法的精神》中完整地阐明了三quan分立相互制衡的学说。1787年，美国的制宪者们运用孟德斯鸠的学说，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典的方式构建了“分权均衡政体”。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随着议会制改革、选举权的扩大，现代共和国开始从“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变。
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在有些国家并非一帆风顺。比如法国，虽然经过启蒙运动洗礼，启蒙思想大家云集，但共和之路却极其艰难曲折。从1789年爆发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开始，三次建立共和国，两次帝国复辟，经过86年的激烈斗争，才于1875年确立了共和制。
我国的共和之路，更是充满荆棘，格外艰辛。
鸦片战争以后，包括天赋人权、三quan分立、自由民主等内容在内的西方现代共和思想，逐步传入中国。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等人主张通过改良，建立效法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虽然未获成功，但却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一批爱国忧民的志士仁人，认真研习西方先进思想，积极探索改造国家和社会、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途径。被奉为“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先生大力鼓吹共和精神，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和“五权宪法”构想，并与其他革命党人一道，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号称“屡败屡战”。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王朝，建立了号称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并未建立起来，各种与“共和”相悖的丑剧却轮番上演。民国初年，短短五六年时间，就出现了两次帝制复辟。后来，虽经“三造共和”，保持了民国的名分，但却长期陷入军阀混战、国共纷争之中。无数民族先贤用生命和鲜血追逐的“共和梦”迟迟不得实现，亿万生灵长期生活在专制压迫之下。
中国共产党人秉持阶级斗争理念，认为共和国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共和制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虚伪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民主”与“共和”的态度，却有很大差异。
建党之初，中共确定的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不久，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仿照苏联，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打出“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宣称三民主义不但是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内，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书写了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后来，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直到夺取政权。
1949年政协会议（相当于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宪法性文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述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纲领还承诺“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但不久，我们就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纲领，发动了“社会主义改造”，随后，把国家政权定性为“无产阶级zhuan政”。在实践中，不但长期对已经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分子”进行“zhuan政”，而且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把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人民”阵营中的公民，甚至“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精英人士，冠以各种各样的罪名，打成阶级敌人。到十年“纹割”，以“无产阶级大民主”和“无产阶级zhuan正条件下继续革命”名义下的政治动乱，使“共和制”的倒退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值得庆幸的是，“纹割”结束后，祖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尽管含义很难把握，但毕竟带有一定的“共和”因素），重新写入宪法；国家政权的“专政”色彩，逐步淡化；“民主”、“人权”、“法治”、“权力制衡”等词汇，频繁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各种文件之中；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蹒跚曲折的脚步，历时百年的“共和之梦”再次成为国人的美好憧憬。
抚今追昔，感触良多，择其要者，似有三点：
第一，尽管人们对“共和国”理解和看法不尽相同，但“共和制”的基本特征至少应包括三层意思：
1、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政府是由全社会各个基本成分共同组成并彼此制衡的，而不是个别政治集团或少数人的统治工具。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或不同的语境中，“共和”的对立面有所不同。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共和”的对立面可能是“帝制”；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共和”的对立面可能既包括满清王朝，也包括“君主立宪”。但在任何情况下，“专制”、“独裁”都是与“共和”水火不容的。
2、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钦定的，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
3、“共和”与民主、法治紧密相关，离开民主，“共和”不可能是真实的；离开法治，共和、民主则缺乏保障，难以实现或难以持久。
第二，“共和国”存在“名”与“实”、“质”和“量”的问题。有的国家如英国，不但国名没有“共和”两个字，而且号称“王国”，保留了君主，但国际社会公认其“行共和之政”，属于“虚君共和”。有的国家，国名中不但有“共和”两个字，还加上了“人民”、“民主主义”两个词，但从政权运行实态看，却可能离“共和”最远。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共和”的实现程度也可能存在量的差异。比如，号称“共和国联盟”的前苏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可能“共和”的成分相对多些，而在斯大林大搞政治清洗的时期，“共和”则可能名存实亡。
第三，我国的“共和制”得来不易，必须十分珍惜；未来的“共和”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如果以戊戌变法作为开端，把1917年“三造共和”看成“共和制”的初步确立，历时19年，时间不算很长。但众所周知，民国的“共和”，质量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193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大力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使我国的“共和”步伐出现了严重倒退。如果把辛亥革命作为我国“共和”之路的开端，把中共夺取政权后建立新中国作为实现“共和”的标志，38年的历程可谓起伏跌宕。更为可惜的是，新中国的“共和”之路也并非渐行渐进，而是曲折盘桓，几度倒退。时至今日，完善“共和制”所必须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仍然步履维艰。某些经常把“共和国”挂在嘴上的“爱国者”，仍然把消除治理乱象、实现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明君”、“贤相”或“清官”政治上。更有少数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御用文人，大唱传统体制赞歌，制造耸人听闻的“民主危险论”。其实，国家治理是非常复杂的工程，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政治模式。民主、“共和”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运用不好的“民主”可能导致动乱，如伊拉克、利比亚；相反，专制独裁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可能带来国家富强和繁荣，比如纳粹上台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经济危机，实现了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全面考察世界近代史和当今各国治理全貌，则不难看出，民主、共和是不可阻挡的政治潮流，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而以各种美丽油彩装饰起来的独裁和专制，无论其短期功效多么显著，也难逃执政集团合法性逐步丧失、国家陷入动乱的厄运。正因为民主、共和并非尽善尽美的政体，且操作技术要求较高，所以更需要我们精心呵护、认真实施。
就当下的国势而言，我们既不应盲目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也不应美化远未成形且存在诸多弊端的所谓“中国模式”；既应防止因民主改革操作失误而导致国家动乱，更应防止因政治改革裹足不前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党和政府合法性逐步丧失。当务之急，似应尽快坐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平稳过渡和转型。
吾等草民，虽无力左右国家大局，不敢侈谈忧国忧民，但毕竟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自己生活在公平公正、安静安全的环境中。所以，值此国庆之日，放胆妄议“朝政”，只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至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