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写这篇文章时，我给康明大哥打电话，问他在做什么。他有些闷闷不乐地说，去了当地的政府部门，索要“光荣之家”的牌子。
康明的父亲康致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9团团长，1953年6月26日，正在开团部会议时，突然遭到美军飞机密集轰炸，整个山体垮了下来，全部人员被埋。那时，康明只有两岁零两个月。
两个月后，坑道被挖开，包括团长、政委、参谋长等在内的114人全部窒息而死。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一个月了。
悬挂光荣牌，是党和政府给烈士家属的一份荣耀，从2018年7月开始实施。但两年多来，康明大哥一直没有接到领取光荣牌的电话，不得不亲自上门去领取。
昨天，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一
1951年初出生的康明，即将迎来自己的古稀之年。
15岁那年，他参加红卫兵去北京串联时，找到了父亲当年的战友，对方说，坑道被挖开时，他的父亲躺在床上，旁边墙上的作战地图一侧，斜插着康明两岁时的照片。
被困在坑道的团长，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活着出去了，穿好军装，扣好风纪扣，盖上被子，躺到床上，然后看着墙上儿子的照片，慢慢睡去。
这个场景，让康明泪流满面。他想，等将来有机会，要去找到父亲的安葬地，接他回家。但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没有人会关注一个逝去的生命，即使他是为国捐躯，即使他是一个团长。
直到退休那年，康明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墓地。现在来看，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康明用谷歌地图，在三八线北侧，父亲当年牺牲的大概位置，一点点放大去看，有一天，他忽然看到有五个白色的连在一起的物体，后面有一个大土包。
后来，他委托朝鲜的朋友去到现场拍回照片，真是父亲的墓地。之后，每到清明，他和妈妈就打开电脑，对着屏幕遥祭。
二
遗憾的是，父亲安葬的地方，在三八线附近的军事缓冲区，无法前往。退休后，他每年都要去朝鲜，把省吃俭用的钱换了礼品，送给当地有一些有本事的人，希望能带着他去父亲的坟前磕一个头，但至今都没有如愿。
两年前，我去康明大哥的家里采访他，那是一个破旧的小区，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康明大哥住在阴暗潮湿的一楼。看着这个场景，我一时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烈士团长的儿子的家。
康明大哥说，为了打听父亲的信息，他曾找到刚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傅全有，对方听说他是康致中的儿子，立马见面。在刚刚入朝作战时，傅全有是他父亲的部下。
我有些打趣地对康明大哥说，如果你父亲没有牺牲的话，你也是红二代了。康明大哥听了这话，笑得有些尴尬。
同样没能成为红二代的还有河南的苗务才。2010年，已逾花甲的他来朝鲜，同样因为父亲埋葬在朝鲜的军事缓冲区，无法前往，他向着埋葬父亲的方向，放声大哭：“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
为了给母亲一个交待，他在安葬有毛岸英烈士的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抓了一罐土，带到母亲的病床前，骗母亲说这就是父亲坟前的土，已处于昏迷中的母亲竟然有了知觉，把手使劲伸进罐子里，抓着泥土不放。
一将终成，万骨无还。
三
同样为了寻找父辈的忠骨，康明遇到了邓其平，后者的父亲邓仕均在抗战时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朝鲜战场牺牲时也是一个团长。他的父亲牺牲在韩国境内，埋骨的地方早已是一片田地。
在两位团长后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烈士后代们聚集到了一起。这个自发而起的群体，开始用行动来告慰父辈的鲜血与生命。当年，他们的父亲为国而战，如今，他们带领父亲部下的后代们，为家而战。
寻找埋骨之地，前往墓地祭拜，或者带把土回家。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当保卫国家的热血不再，亲情的脉络，日益凸显。
在疫情之前，康明每年都要前往朝鲜，经常一去就是几个月。他去了长津湖，去了黄草岭，当年战斗无比惨烈的地方。他已不仅仅是在寻找父亲，而是在寻找整个父辈。他和众多烈士后代们一起，帮助几百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康明带一位志愿军烈士的女儿，去牺牲地祭拜她的父亲。她的父亲高连喜是一位副团长，至今尸骨无还。
在很多墓碑上，他看到这样的记载：XXX等以下几百人。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康明找到一名牺牲在朝鲜的团政治部主任，而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官方公布的244名阵亡团职干部名单里。
朝鲜老秃山的志愿军墓地，也未出现在官方的名单里。
对于朝鲜战争有197653名志愿军牺牲的官方数字，康明确信这是不准确的。
四
一个让这些烈士后代们倍感失望的是，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却没有这些烈士的。按照规定，只有在2020年元旦后还在世的老兵，才可以领到这枚纪念章。
是的，在现实中，也只有活着的人，可以参加授勋仪式。这，就是战争。
但是这些后代们并没有抱怨，他们提议，各自出钱，定制一批纪念章，自己发给自己。
从小就失去父亲的这个群体，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为了省钱，他们在网上多次比价，最终核定：纪念章15.5元，带子1元，盒子5.1元，共计每套21.6元。
和国家发放的纪念章不一样的是，他们在章的背面，刻上父辈的名字。
有一天，我在他们的微信群里看到这一幕时，异常心酸。我告诉他们，这个纪念勋章的钱，由龙越基金会来出。因为勋章，不能是自己掏钱买来发给自己的。
包括在悬挂光荣牌时，我曾给主管部门提过建议，不应该打电话通知让退役军人或者烈属来领取，而应该敲锣打鼓给送到家里，现场悬挂。
荣耀，一定需要用仪式来彰显。
五
2013年6月，康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主持人陈晓楠问他：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父亲的墓地，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康明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咱们回家吧！
两天后，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在未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突然提出，送还在韩国发现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
“他们也有亲属，他们的亲人也一定在等着他们回家。”朴槿惠说。
康明猜测，这个临时增加的外交礼包，或许是因为对方的人看了这个节目。
也正因此，康明对韩国的态度有了一些好感。曾经，那是父亲的敌人。
一个月后，康明和苗务才一起去了韩国。他们的父辈虽然安葬在朝鲜，但是隔着三八线南侧的铁丝网，就可以看见父辈的墓地，那是被允许到达的离父辈最近的地方。
康明曾有一个担心，他拿着盖满朝鲜签证的护照去办理韩国签证时，会不会被拒签，结果出其意外地顺利。
更让他意外的是，在三八线南侧，附近站岗的韩国军人，在看到他隔着铁丝网朝着父亲的安息之地祭拜时，突然站直了身子。
从那后，康明大哥每年都要去韩国。为了省钱，他带着帐篷，晚上就住在野外，吃饭都是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做。年近古稀的他，不会一句外语，却在韩国一住就是上月。
六
2019年夏天，康明和几位志愿军烈士后代去韩国，约我一起前往。我在韩国的朋友俊杰接待了我们。俊杰是一位中国通，在中国做生意多年。
俊杰（下图左）特别热情，帮我们安排食宿，还每天开车带着我们出行。
有一天，几位志愿军烈士后代在车上聊起父辈英勇的事迹时，慷慨激昂，激动万分。就在这时，俊杰一脚刹车，满脸愤怒地看着我们，然后大声说，你们的父辈都是英雄，你们是保家卫国，那么韩国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400万人，算什么？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
后来的几天，争吵越来越多。当志愿军烈士后代说到朝鲜时，俊杰会刻意纠正，那是北韩；当后代们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俊杰会说那叫韩战。而这些后代们，有时候也会故意用“南朝鲜”来代替韩国。
最激烈的一天，是俊杰带我们去韩国的显忠院，就是韩国的国家公墓。到了门口，这些后代们不愿意下车，直言不讳地说，这里面埋葬的人，可能就打死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怎么可能去看他们？
冲突已经不可调和，我作为中间人，十分棘手。
旅程的最后，是去三八线附近的一个战场，在那里，韩国的军人正在帮助寻找中国志愿军阵亡将士的遗骸。在一个山坡上，全是韩国年轻的军人。看到这一幕，曾经当过兵的康明，突然举起了右手，向他们敬礼。其他的后代，做了同样的动作。
点击播放视频点击播放视频，视频总时长00:13韩国军人寻找遗骸现场。
“韩国军人帮助寻找的，都是我们的父辈，他们曾经互为敌人，韩国军人能放下历史的仇恨，来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康明说。
就在这时，我的朋友俊杰说，为了让烈士们的遗骸回家，我愿意无偿来帮助你们。
冲突的双方，基于人性，终于站在了一起。
七
因为父辈共同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志愿军烈士后代们，走到了一起。而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也是因为父辈共同的经历，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微信群名是：180之子。
熟悉这段历史的都知道，180师，几乎全部成为美军的俘虏。
这个群体，相比烈士后代们来说，低调许多，战俘的身份，让他们父辈受尽苦难，而难以言说的屈辱，延至后代。烈士后代们聚到一起，是为父辈的荣光而努力，而他们走到一起，是为了让公众对父辈多一些理解。
老兵林模丛曾经就是180师的战俘。
两年多前，我在昆明采访他时，我能深刻地感受，他一生都没能走出战俘营。
在战俘营里，他和特务做斗争，终于回到了大陆，却开始了噩梦般的岁月。在这期间出生的儿子，患上了自闭症，不敢和陌生人说话。
而每有国家的纪念活动，他们是无法参与的。这些做过战俘的人，也有自己的节日，每年4月8日，他们会齐聚四川大学，纪念在这一天牺牲的战友林学逋。
林学逋是四川大学的学生，朝鲜战争爆发时弃笔从戎，在180师担任英语翻译。被捕后，面对特务的诱惑和屈打，他坚决不从，高呼“共产党万岁”。特务用刺刀把他的心脏挑了出来。
和黄继光、邱少云一样，林学逋死得很惨烈，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如今，能去四川大学参加纪念活动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了。不屈战俘林学逋，如同他们的精神明灯。
我曾采访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一个村子里，有两个战俘，后来，一个选择去了台湾，一个坚决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的，受尽磨难和屈辱。到了上世纪80个代末，县里的统战部突然派专车接大陆的战俘到县宾馆吃饭，这让他受宠若惊。去了才发现，台湾的战俘回乡探亲，统战部高接远迎，让他去作陪。
八
其实，还有一个群体，比战俘更为隐蔽。
真真是一位志愿军的女儿，直到2015年，父亲重病住院时，才告诉她，她的亲生母亲，是朝鲜人。
1953年7月，朝韩停战，志愿军陆续撤离，但有部队官兵被留下来，帮助遍地焦墟的朝鲜恢复建设。就在此时，真真的父亲和一位名叫妃臻的朝鲜女人好上了。真真的爸爸解释说，当时，连年的战争让朝鲜的男人急剧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当时政府默许女人和志愿军结婚生子。
真真和哥哥就是这样在朝鲜出生的。真真出生3个月后，爸爸的部队要撤回中国了，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按照朝鲜规定，如果有一个孩子，只能留在朝鲜，不能带走，如果有儿有女，就只能带走女儿。
1956年10月，爸爸抱着尚在襁褓中的真真，坐上了回国的火车。真真的朝鲜妈妈，抱着一岁的哥哥，追着火车，边跑边哭。
当年，那一列列从朝鲜开往中国的火车，上演了太多这样的生离死别，许多个家庭活生生被拆散，从此一生再未相见。
甚至有朝鲜妇女卧轨阻止火车开走；还有的志愿者官兵，为了把儿子带走，把他打扮成女孩，塞在炮弹箱里。
“真真，你一定要去朝鲜找到你妈妈和哥哥，妈妈叫妃臻，在新安洲，我对不起他们……”爸爸临终的时候，使出全身力气对真真说。
几乎每年，真真都要去次朝鲜，她感觉像回家一样，却至今无法找到家人。
在大陆，有很多这样的混血儿女，至今都没有找到妈妈。而有的人，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九
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当天，电影《金刚川》上映，据公开的信息，这部战争大戏，从筹拍到上映，只有3个月时间。
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念活动，达到历史的高点。而对于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个体来说，他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如果能帮康明去父亲的墓前祭拜，如果能帮真真找到亲生母亲，如果能让每一个牺牲者，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这对每一个个体，都是最好的纪念；对每一个士兵的纪念，就是对整个战争的纪念；
如果能在授勋的时候，给那些战俘一枚勋章，告诉他们，被俘是万不得已，能活着回来就是最好的结果，这样人性的方式，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士兵，放下包袱，更为勇敢。
追溯关于朝鲜战争的上一部电影，应该是2016年上映的《我的战争》，电影的宣传片比电影更为出名：一帮老艺术家去韩国旅游，导游姐姐问，这是大家第一次来韩国吧？老艺术家们一脸骄傲地笑着说，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用护照，是举着红旗进来的。
这种毫无人性的表现方式，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
战争爆发7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勇气对这次战争来一次反思和复盘，我们不能用歌颂英雄的方式，来掩盖我们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直面伤痛，在历史中吸引教训，这是对战争更好的纪念。
十
2019年去韩国的时候，在位于首尔的战争纪念馆门口，我随机采访了几位本地的游客，问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更应该放下历史，珍爱和平。
即使在纪念馆里，也看不到任何对敌国的仇视。
纪念馆外最著名的雕塑，是《兄弟缘》，战争结束后，韩国的哥哥与朝鲜的弟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中国有类似的手足之战，如果我们也能用这样柔软的方式，来期待两岸的统一，那该是多么温馨的场景啊。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如果能将这场战争的称谓，表述为相对比较温和的朝鲜战争，而不是有着明显立场，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更多地和国际社会去共同纪念这场战争。
只要我们还没有放下仇恨，战争就还没有结束。仇恨教育，是祸国之源。内心充满戾气的人，一定会和这个世界的文明，越来越远。
真正的胜利者，一定是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格局，就像美国内战后，胜利的北方会厚葬战败的南方士兵，并且让他回家与亲人团聚；就像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胜利的同盟国会邀请曾经的敌人德国参加。
如果在纪念朝鲜战争70周年时，我们能邀请美国和韩国参加，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事实也是这样，我们还欠韩国一个公开的感谢，是他们在帮我们寻找志愿军遗骸，并且送他们回家。
今年的志愿军遗骸回家时，我看到主办方精心策划的一个画面，中韩工作人员戴的口罩，上面有着中国和韩国的国旗。因为人性，曾经的敌人，终于站到了一起。
2019年，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参观时，特意去看了关于朝鲜战争的这段展览，澳大利亚曾和美国一起，参与了这场战争。全场的描述，没有出现对中国任何的仇视和敌意。
参观结束后，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围在大厅中央的一块石碑前，默默地祈祷。石碑上，写着：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