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退出机制”的指令，必然造就无人负责的公地悲剧。
众所周知，中东很多国家的女子竞技体育项目，在国际体坛上常年处于“重在参与”，甚至连参与也不参与的状态当中。这倒不是因为中东姑娘们的体育水平不行，而是他们的宗教习惯就是严禁女子在公共场合露出头发等部位的，多激烈的体育项目也必须把头和很多部位裹起来。
这个规矩，限制死了中东几乎所有女子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上限，因为头部是人体在剧烈运动时的主要散热部位，你把头一蒙，肯定发挥不出100%的竞技水平。所以中东国家女运动员跟非中东国家女队比赛，都相当于下象棋先让了对方一组车马炮，在高水平国际赛事当中，基本相当于白送。
而谁也没想到，奉行“让棋流”的伊朗女排，居然有一天能在国际赛事中碰见旗鼓相当的对手——你依旧让一个车马炮，一看对面，把双车马炮连着士象全一块都让了，就拼几个小卒子跟你打，真是君子风度。
不知是该荣幸还是羞愧，打出这种“棋逢对手”博弈局面的是中国女排。
北京时间8月25日，亚洲杯女排小组赛迎来最后一轮，此前3连胜的中国女排对阵伊朗女排。其实这场比赛无论输赢，中国女排都已经出线，而只要赢球中国女排就能锁定小组第一。因为对手世界排名感人，所以这本是一场无悬念之战。
不过，比赛开始后，出现了奇怪的画面，场上多名中国女排队员戴上了口罩出战。
实际上该局比赛从场面奇异程度上看足够载入世界体坛史册——对阵双方，一个黑纱蒙头，一个白布捂嘴，打的那叫一个棋逢对手，相当的有来有回。
而事实证明，论对正常体能发挥的影响，还是捂嘴比蒙头更胜一筹，第一局比赛，中国女排失误连连，最终以24-26落败。
好在，首轮失利之后，女排运动员们及时把口罩摘了，随后干净利落的直下三局，击败了伊朗队。
实际上，整个比赛回放看下来，你会有一种强烈的看古早日本热血动漫的既视感——某个带着一只眼罩的高手跟对手对决，被对方打到丝血的时候突然很中二地发言：“哈哈哈，看来小看你了，但我其实只使出了百分之一的实力，现在我要解除封印了，觉醒吧，邪王之眼！”
然后眼罩一摘，观众才发现——原来你不瞎啊！
这个x装的，少年时的我一般给满分，但如今则一般给零分——因为但凡是个正常人，长大懂事之后都会觉得这一出太二逼了。
眼睛不需要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而如果你了解一些医学知识，会发现戴N95口罩打排球这种行为，不仅是中二、“封印”正常水平的问题，弄不好还可能危及生命。医学研究已经标明，戴口罩剧烈运动，容易造成心肌损伤，严重者甚至可能导致猝死。这是因为N95这类口罩，为了高过滤性而牺牲了透气性，产生的呼吸阻力非常大。而你在大强度的跑步运动时，我们的通气量将增至平时的20～25倍，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相当于掐着你的脖子还让你跑马拉松，能不出问题就有鬼了。
也正因如此，在造成了几次猝死案例之后，目前连国内的中小学校体育课时都要求学生摘下口罩运动了。网上随便一搜，相关信息都是一大把。
但这样的常识，指导女排出战的领导似乎不懂，于是比赛结束后，立刻有很多人质疑排协这是在唱哪一出。
重压之下，中国排协于今日凌晨3点55分发了道歉声明，全文如下：
怎么说呢？相比于女排上场时齐刷刷带的那个口罩，排协的这纸道歉看了更让人头昏。
本来只需要澄清“到底是谁决定戴口罩参赛”这个简单的问题，“道歉信”却绕了三个弯子——先是承认“队伍”曾在赛前“要求运动员进入比赛场馆时要统一佩戴口罩。”而后说“我们运动员为了保护自己，比赛开始后佩戴口罩上场比赛。”最后再说“由于我们临场经验不足，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因此第一局我们运动员均佩戴口罩上场比赛。”
那么，到底戴口罩参赛这个决定是运动员的自主决定？还是领导下的命令？“道歉信”说了半天，愣是没说明白。
我高度怀疑，提排协草拟这份“道歉信”的领导，可能是前男足转业人员——你看他这皮球踢得比排球打得还好，且倒脚之间非常有国足的风采——责任就跟球一样，传上两脚，就能给你传没了。
说正经的，有人怀疑排协这纸“道歉”涉嫌推卸责任、隐瞒真相。
但我倒觉得，“道歉”说的很可能是实情。因为它说的这个状况，高度符合时下很多基层官僚的行为方式：给你下一个“无退出机制”的命令，让你自己看着办。
是的，无退出机制，稍微回想一下，你就会发现时下很多地方的基层管理措施，尤其是疫情管控措施都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就说戴口罩这事儿吧，你现在上班、上学或者逛街购物，进门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有个保安告诉你“带好口罩”。
可是，过了那道门，很多人就把口罩摘了，也没人管。而在某些场合，比如在大商超内的餐厅吃饭时，顾客是必须要把口罩摘下来的。但即便在这种时候，也没有明确标识说，你可以把口罩摘了。
吃饭时是不能戴口罩的，就像打球时最好也别带口罩一样，可是商场和排协，都不约而同的给顾客和女排出了模糊答案——让你们进场时带，没说什么时候能摘，全凭你们自己看着办。
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排姑娘和我们这些逛商场游客之间唯一区别，可能只在于她们更“乖”一些。
众所周知，我国很多专业体育队为了提高组织度是进行准军事化管理的，要求队员一切行动听指挥。在这种氛围下，排协要求她们带着口罩进场，比赛时又没让她们摘，她们就不会做这个动作。
必须承认，这可能是一种高明的“领导术”，因为如果管理者一旦制定了“xxx情况下可摘口罩”的规定，那么一旦因为摘口罩发生了感染，制定该规定的人就要付相应的责任，并承受防疫部门的问责。
于是精明的规则制定者会干脆不制定这种“退出规则”——我不让你们摘，理论上你们必须一直带着。如果一旦你们自主摘了口罩，发生感染，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管带不管摘、宁严不松、逼着下级为本该由上级负责的决定负责，这种无退出机制的“领导术”，简称甩锅，其实在咱这儿也是蛮源远流长的。
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是玩这一手的高手。
你看晚明史，崇祯从来就是搞“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渣男三不主义。什么加税啊、议和啊、迁都啊，凡是将来有可能被追责，要背锅的事，他都咬死了不自己说，就等着底下人“自作主张”把话说出来。可这一套玩到最后总有玩不下去的时候，等到李自成要进北京了，大家都知道这时候应该迁都南京，总比留在北京被闯王一锅端了强，可是哪个大臣也不敢把这话挑明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再替皇上背这口锅了。
相似的感觉，我觉得在女排跟伊朗第一局时也是一样的。当第一局比赛进行到24-25的赛点时，看着全场那些女排姑娘带着口罩还要大口喘气，呼吸困难的模样，我就不相信这个时候没人知道把口罩摘了畅快呼吸一把，就有可能反败为胜。
复旦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谁也不肯摘，看着就让人感觉心急。
也许，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比赛打输了，责任也是整个球队的。但口罩要是摘了，感染并扩散了，甚至让全队影响了之后的比赛，责任则是你自己的。而任何一个队员都担不起“疫情扩散”这个责任。
所以，在中场休息时，只有“经过提醒”，女排队员才齐刷刷的摘了口罩。
排协的道歉信描述的很奇怪——好像女排运动员都是无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别人不提醒她们摘口罩，她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呼吸困难。
可是我们细想一下，女排为什么宁可呼吸困难，也不摘口罩呢？因为怕担责任。这个责任本该由谁来背？由制定这个命令的排协领导。
我觉得，疫情三年时至今日，排协领导绝对不会“临场经验不足”，而是不肯想明白一件事：我们来参加这场比赛，到底是要追求绝对的防疫安全，还是要打出成绩。
假如我们想的跟很多中东女队一样“通透”，就是觉得“输球事小，露头发事大”“输球事小，防疫事大”，那其实也OK。我们就把比赛当个玩儿就是了，别说带着口罩打比赛，就是裹着全身防护服打比赛也没人会说什么——只不过那样，就不要要求有什么成绩了。
而如果我们敢说：我们就是要成绩，那也行。但这样一来，“进场时佩戴口罩”这种规定到底能起到几成的防疫效果，就显得很存疑了。就像现如今的商超里，既要求进门时必须戴口罩，进去以后什么奶茶店、餐馆的堂食又照开不误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人们的口罩戴了个寂寞。
所以，我们最怕的不是防疫与成绩之间二选一，而是“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既要打好球，还要带好口罩，既要消费、旅游，又要严格防疫。这是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最后很可能是忙活半天，两个目标都不能达到。
其实，比赛只是这种矛盾中呈现结果最快的一种。随着疫情的持续，更多类似的抉择，是我们迟早或者正在面对的。就像竞技比赛中你带个口罩、蒙个头巾就会与其他竞争者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将越来越难以保证“既要……又要……”
那么该怎么选呢？也许哪一种选择都有道理，但要想好我们究竟主要追求什么，并准备好付出相应的代价。尤其要明确规则和退出机制，以让被规则者有所适从。
切莫跟排协的这个“道歉信”一样：戴口罩是“为了防范疫情风险，保护运动员健康”，而摘口罩是“意识到戴口罩打球对运动员健康不利，队伍及时进行了提醒”——合着怎么说都是你们排协领导有理，锅全是底下运动员来背？
这样的“道歉”，确实能把责任甩的很干净，可这溜肩膀的语气，责任模糊的态度，总让我想起崇祯那些看着很诚恳实则很不老实的“罪己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