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你的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就从你开始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就从你开始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而不是一味的谩骂、抱怨、逃离。”
这样一段话日前正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甚至引申出了无数“如果觉得XX不好，你就去做XX”的仿句。而这一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进入体系是个体改变整个社会系统的唯一方式吗？以良善的个体取代体制内失职的个体，既有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吗？
电影《危楼愚夫》截图
我们无法在当下做一个现实实验，测试个体的加入是否——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体系的正义。但是，通过研究美国非裔青少年应对警察种族暴力的方式，我们或许能够获得些许启发。既然美国白人警察常在种族主义偏见的影响下对少数族裔实行不公正对待，如果有更多正直善良。期待改变这一现状的黑人青年加入警察队伍，是否就可以改善这一现状？事实告诉我们，整个体系的出路不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不是一两个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自我奉献就能解决的。
他们对警察不满意，便决定去做一个好警察
在美国许多城市，非裔父母往往要给青春期子女上一门必修课，教导他们在街上遇到警察时，如何反应才能保住性命。自2014年弗格森事件【编者注：非裔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遇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枪击身亡】以来，针对少数族裔的警察暴力再次成为全美热议的社会痛点。在这个背景下，不少曾经受过不公对待的非裔青年决定行动起来，通过加入警察来改变美国执法机构中的种族不平等。他们对警察不满意，便决定去做一个好警察。那么，他们的努力能够制止针对少数族裔的警察暴力吗？
2014弗格森事件当事人
自废奴以来，被解放的南方黑人大规模迁徙至北方城市定居，警察执法中的种族暴力就未曾断绝。继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爆发的大规模冲突以来，弗格森事件让美国警察暴力中的种族偏见重新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并掀起了一场延续至今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一部分非裔年轻人决定通过加入警察队伍来改变现状。他们中许多人成长于城市中贫困率高、犯罪率高的社区，并且大多亲身经历过警察的不公正对待。成为警察，他们不仅想要改变美国司法体系中的种族歧视，更希望为非裔社区居民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和照顾。
曾在华盛顿工作的非裔警察泰隆·道森（Tyron Dodson）在谈及自己工作的时候说：“黑人警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的社区、家人和种族。我们希望去做正确的事，从而能让年轻人明白他们需要和警察合作。警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警察是调停者，不会伤害到你。但是相信我，我也曾经被受过警察的不公正对待。我也曾在警民对立的另一方待过。”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警察局也在努力提高警员当中少数族裔的比例。2016年，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一份指导性的《促进执法人员种族多样性报告》，希望帮助各地方警察机调整人口构成、雇佣更多少数族裔警员。该报告特别指出，少数族裔人口较多的地区更应该尽量保证相应比例的少数族裔警员，从而让当地居民相信警察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缓和警民矛盾。
在警民矛盾尤为突出的巴尔的摩，市警察局也希望招募更多的少数族裔
然而五年后，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2019年，在未携带任何武器而遭到警察射杀的受害者中，有1/3是非裔，然而非裔人口却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3%。
真正的社会病灶在于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
越来越多研究表明，让更多非裔青年成为警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一方面，非裔警察参与执法是否真的能改善警民关系，效果存疑。密歇根州立大学司法正义教授詹妮弗·柯斌娜（Jennifer Cobinna）在警民冲突尤为严重的弗格森和巴尔的摩对非裔社区居民进行访谈发现，在是否认为非裔警察比他们的白人同事执法更加公正这一问题上，认同和反对的人数基本相当。另一方面，少数族裔警察的执法也未必比白人警察更加公正。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则研究分析了2014-2015年所有涉及警察的枪击案，研究指出，白人警察并不比少数族裔警察更常对少数族裔嫌疑人开枪。针对这一研究结果，司法正义研究学者菲利普·戈夫（Phillip Goff）解读认为，我们不能认为只有白人警察怀有种族偏见；结构性种族主义对少数族裔警察，同样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是，无论警察自身的种族身份如何，将一桩桩暴力案件归结于个别“坏警察”的种族偏见，仍然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哈佛商业评论》一篇文章指出，有关警察枪击事件的主流讨论常常沦为对涉事警察种族主义行为的声讨，忽视了整个警察行业普遍存在的、鼓励强硬行动的“警察文化”。美国警察的绩效考评往往依据一系列量化指标，包括逮捕数量、罚单数量等；而不考虑他们避免了多少冲突。在警局内部日常互动中，强硬的行动也比谨慎、保守、观望的态度更容易得到上级赞许。即使警察学校开设了针对性课程，教导新警员如何在执勤中采取保守策略、降低警民冲突的可能性，他们在进入警局后也常常被固有的警察文化所同化。而另一方面，无论个体警察的态度如何，种族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闭环。有研究指出，由于现有的种族、警民矛盾，非裔群体在被警察拦下后往往显得尤其紧张焦虑；而这些表现足以让一个没有种族偏见的警察“客观地”判断对方行为可疑。在鼓吹强硬行动的警察文化下，警察也倾向于针对这些“可疑行为”采取暴力措施，最终酿成悲剧。
鼓励强硬行动的“警察文化”在整个警察行业普遍存在
如今，大数据和算法在警察执法中的应用，更加巩固了种族偏见。2016年，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学者维尔尼克（Wernick）所带领的团队研发出的一款名叫“热点”（hotspot）的程序，并正式被芝加哥警察局采用。据研究者介绍，“热点”基于芝加哥警察局海量历史数据，预判犯罪地点和潜在罪犯，从而提前制止犯罪。该程序帮助芝加哥警察局绘制犯罪热点地图，并列出了一份四百名最可能犯罪的“危险分子”名单，由警方上门对他们逐一进行警告。问题在于，这份热点地图是根据芝加哥警察局的过往犯罪记录以及报警电话，包括针对所有“可疑人员”的报警电话来绘制的，“危险分子名单”则是基于过往被捕和犯罪人员的社会关系分析得来的。由于建构算法的数据来自于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犯罪记录和警方行动记录，“热点”指导下的警察行动也会不成比例地针对少数族裔。对于一线警察而言，他们只是在科学算法的指导下行动，即使没有种族歧视的恶意，也延续了歧视性的执法行为。
做一个不带种族偏见的好警察改变不了针对少数族裔的警察暴力，并非因为此事无解，而是因为在警察好坏的背后，真正的社会病灶在于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城市非裔社区的暴力犯罪频发，是触发警民矛盾的关键。罗纳德·戴维斯（Ronald Davis），一位已经退休的非裔警长，在回顾自己30年来的从警生涯时敏锐地指出：“有太多的非裔社区被暴力所荼毒，这种暴力对警察和居民来说都是危险。然而，必须要记住，种族不是造成非裔社区暴力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结构性种族主义、在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社会不公，以及靠大规模逮捕、监禁来维持稳定的法律秩序。”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延续至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资源大幅缩减。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工业的产业转移使得工人阶级大规模失业，几乎掏空了北方锈带地区工业大城市的内城。尽管这些改变对于整个锈带地区工人阶级都是致命性的打击，在种族主义的幽灵之下，承受损失最大的仍然是非裔工人阶级。他们有人失去了住所的成为了大街上的非法游荡者；有人失去医疗资源，靠鸦片止痛染上毒瘾；失去了教育资源的孩子们早早被纳入黑帮，就此跌入犯罪与贫穷的恶性循环。如果无法解决这些矛盾，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察永远无法改变与非裔居民之间充满压迫与敌意的关系——无论警察的肤色如何、是否是种族主义者。
当然，强调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因素并非否定个体行动的力量。行动可贵，但必须指向真正的、系统性的问题才有效。正如罗纳德·戴维斯说，对问题的根源视而不见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如果我们继续在警察和种族问题的本质上自欺欺人，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出路。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不管真相多么恼人、多么令人不适。真相可能会伤人，但选择性失明却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