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10月17日，是我的母校，南开大学的百年校庆，我写了篇纪念的文章，提了些负面的意见。一些朋友很喜欢，也有相当多的朋友对我不甚满意。
一些批评比较朴素：
还有一些比较正能量：
摘自公号评论
大概半个月前，我又撰了篇叫作《天道与人道》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批评我们政府初期的疫情应对。这次遭受的质疑还要多，而且常不是从“技术”的层面，而是“动机”的层面：
这个公号有相当多的优质读者，很多批评也不是简单骂骂便算，比如这一类：
不出所料，这篇文章也在四个小时后被删掉了。
官方不喜欢批评是理固宜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问题。但民间的声音同样反对“批评政府”，则令我有些惊诧——即使是“应该拥有配套的解决方案而不要仅仅是抱怨”这样看来没什么毛病的观点，我也持相当不同的意见。
依我看，旁的国家无所谓，但身为中国人，是非得批评自己的国家不可的，这批评不须附加任何条件，不必附有解决方案，不必是对的，甚至都不必是善意的。
因为，我们的国家，同别的国不相同。
一 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今日世界的主流政体，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全世界二百个国家，有一百七十多个都是这样的制度。
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就是它的人民得同意：行政是专门的学问，政治家也是专业的人才，人民愿意让少数的专门人才来代表自己，去管理整个国家。确保最合适的人才都能被选举到他应该呆的位置上，这是代议制民主的理想——当然，从全世界(比如拉美)的情况看，这个理想经常不能实现，我们此处且先不谈它。总之，代议制度的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其实就有个先行的契约，我们也不去臧否代议制民主(代议民主的评估，在另一篇谈香港文章中更详细些)，只是强调：代议制政府的权力是相对的，可易的。
我们的国家制度，不是西方式的代议民主，而且我们还明确反对西式民主：
我们反对西式民主
我们的宪法第一条即指出：党的领导是我国的本质特征：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天然是由党领导的，我们的政府对国家具有绝对的权力。这是我们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最大区别。
每个古国都有自己的政治传统，这传统也必影响文化的现实。中国即使不是全世界最早的集权国家，也一定是时间最长的。从公元前两百年的秦皇开始，我们的专制传统便从未改变过，无论汉唐盛世或是满清中兴，无论皇相分离或是帝权独大，所变的无非是如何优化和加强这一专制行政系统而已。你看我们的历史，每当中央权力兴，那便是盛世的到来；一旦中央权力衰弱，乱世也就随之产生。“集权”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就不是个贬义词。
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有很多独特的优势，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尽管在本次疫情中也遭受一定质疑，但我们若不带情绪，就得承认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是最快的，发展的水平也是很高的。譬如我在拉美，很多民众就认为中国和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两个国家，厉害的程度大概差不多，凡反对美国的(尤以知识分子居多)，大抵都喜爱中国——尽管他们往往不能讲出两个以上的中国城市来。
这样集权的传统体现到中央，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所组建的政府，就要对他的子民负起全部的责任。我们的政府从来不是“有限责任”的，他必须要对自己的人民受全部的义务——不论这义务它能否承担得住。像澳洲大火而总理竟还可以翩然休假，在我们的国家中绝对不能存在。
故此，我们的国家也不能是西式法治的国家(那本就是建立在明确的责任基础上)，而更像是一个巨型的宗法制家庭。我们的政府，就是整个家庭的大家长；政府的人民，也便像是家长的子民。家长与子嗣的关系是先天的，不可更易的——你不可能换个爸爸。而父亲对儿子的保护和义务，也同样无可回避，儿子再如何不肖，父亲也总得接济使他不至饿死。
但是，人力终归有极限，一个父亲绝无可能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父子的关系也注定包括温情和抱怨的两面。具体到日常的生活，便是我们有任何不满都可以，也可能抱怨批评政府，甚至要到无理取闹的地步——我们的人民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房子买完便涨价了，原想赚钱的理财不能兑付了，都少不了要上街去官府闹上一番——逻辑的说，这些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呢？但效果往往还真不错。比如我爸妈的房子曾烂尾了几年，现在能得以入住，就有小区部分耆老在区衙门前坐了好多天的大功劳。
因为，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的“体制”决定了我们的政府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民也必要无限的依赖政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庭的成员埋怨家长是理固宜然，对这个国度里的任何不满，我们的人民都天然具有抱怨批评的倾向——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国情与现状。
就以口罩为例，我们批评政府只知规定居民必须戴口罩，却不能提供足够购买口罩的渠道。有朋友便反驳说饭店要求你穿正装入内，难道还要给你买身西服才可以？——话不是这么说的，全能政府就有义务解决人民的一切困难。如果不能，他就须准备接受批评与抱怨，正如一位父亲常要面对孩子不能多拥有些玩具的哭闹一般。
口罩忽然成了紧俏物资
因此，在我们的体制下，批评、质疑同抱怨都是必然的存在，我们的人民确有这样的权力。很多朋友会问，便算我们的国家像个大家庭，难道我们不应使这家庭越来越好吗？你的抱怨与批评，到底又为这家庭做了什么贡献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关于批评的必须。
二 “民意”是什么
其实，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绝对权力”，任何政府的执政基础总还是人民的意愿，民意重要的废话不必再多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我国自古就有的认识。
但是，我们的政府想真正了解“民意”却不那么容易。
西式的体制在这方面确有些优势。一方面代议的制度，政客自身就体现了本方的“民意”，否则他们不能到这个位置上来。譬如我们喜欢说创普是疯子，但疯子是不能作美国总统的，我们都明白一定有些美国人是支持创普的，创普现在的种种行径，他也自能把握相当数量的支持票仓。同时，代议的制度下，政府也较容易通过各类“民调”，所谓polls的去了解民意；民意是因，政府是果，代议制的政府只要顺应民意便好。
而我们的体制下，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限制，上层首先要努力“发见”民意——顺应的前提是了解，根本不知道民意在哪里，又何谈顺应？
“维民务官，论用有征。观隐揆德，可得闻乎？”从周公时起，中国的王就因“体察民情”而烦恼。自下而上的想了许多法子，如进善之旌诽谤之木；自上而下的也不少，微服私访也好，御史采风也好，总是要费很大的气力。
华表的实际功能是“谤木”
互联网的时代，不再需要“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这样间接的办法，我们有各路的媒体，还有一大堆“自媒体”——所谓民意，无非就是你我所想。你我都说真话，这就是民意。你拦着别人不许说真话，你便是妨害了民意，道理就这样简单。让每个人都把心里想的意见说出来，让政府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便是你对国家负责，这便是你对这庞大的家庭负责。
——有朋友大概又会说：但是一些如删帖封号的行为，难道不是政府的要求吗？我拥护支持政府，官方删了封了的，必是不对的，我提前谴责又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我们想谈的第三个问题。
三 臣道与人道
我刚毕业时，在一家银行工作，初出茅庐血气方刚，首次同部门的领导一起参加行务的会议就颇为不满：各个部门都在自说自话，为了自己的利益吵成一团，简直没有一个是能够站在全行的高度去考虑问题的。我的处长年轻有为，我素来钦佩他——但即使是他也不能免俗。下来之后我同他抱怨，领导意味深长的对我笑：我们都站在全行视角，那你让行长做什么？各部门把自己的利益充分提出来，行长的决策才可能合理。大家都替行长想事情，行长又怎能知道部门在想什么？
那次谈话我不能忘记。一个银行如是，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政府和人民各司其职，这个国家才能搞得好。人民老是“自我崇高”，政府就反而容易卑下了。
如先前湖北的天门市，爆出一家强制隔离条件极差，室内污水横流，煤气暖气也都欠奉，家中一岁的孩子连热食都无法供应，便有些网友“高度理智”的回复：
这位朋友说的便不是人话。我们固是个素来注重宏大叙事的国度，但“统一管理形势严峻”云云，都是我们的主席我们的总理该操心的事情。他们那个位置既已经占上，作人民的就该摆正自己的位置，让你的主席你的总理知道“你在想什么”就好，而不是“你替他们在想什么”，代入感不要过强。为人之道，还是要说人话，既然不是官，就没必要总说些官话。
我们总有些朋友会觉得：民意又有什么要紧，也掀不起什么大动静来——须知风起于青萍之末，任何事情在发生之前，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时间倒退一个月，没有人能够设想，今日的全国人民竟然过着现在的生活。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是同样。
这两日以来的李医生事件，凡是拥有朋友圈的，大概无不瞠目这股力量。我们不去评价那力量的来源与对错，只说这力量本身，凡有眼睛的人都不能否认。
“上层”也不能不作出迅疾反应
李医生的事件后续实令人惊诧。理智地讲：李医生真不像是个“英雄”。某师兄在朋友圈的回复我深以为然：
问题在哪儿？我想或许在这里：
摘自微博网友
我们此处不讨论他描述的真实性，只是在我看来，他是完全有理由去责怪和愤怒的，之所以要补一句“不责怪”，我想他并不是担心官方如何，更可能是担心被“热心网友”批评不够团结不够支持，求生欲使然。
大概正是我们的环境，长期对正常情绪表达的压抑与否定，才令李医生的火花诞出巨大的爆响。人总有愤怒的欲望，李医生用自己的生命为大家找了个宣泄的出口。
当晚的朋友圈，下滑三个小时几乎全是李医生相关内容
人道的另一层，还在于要具备“人的情感”。
如这次武汉的封城，是极难评价的道德困境，常令我想到Philippa Foot著名的“有轨电车扳道工”伦理学实验。
Foot于1967年提出的“有轨电车实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全能政府来模仿天道，正是它必须的义务，也是杀伐决断的手腕。但是我们的人民，如果也模仿着政府去行“天道”，这便令人有些困惑。
均摘自我公号的后台评论
着官服的，自可以也应当去行天道；但在人间的，就该多偏重人道一点，多强调一些同情与苦难，少说一点”应当如此”，“不然怎样”的冷酷话语——那并不是在你的位置上该说的话。
化用丘吉尔(?)的著名说法：“谁在理智上不支持武汉封城，谁就没有脑子；谁在情感上支持武汉封城，谁就没有良心。”
四 我们的意见会给政府添乱吗？
又有些朋友，总生怕批评政府就会令政府心烦意乱，从而不能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或者“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为什么你们还是不满意，不鼓励？？”(此处的你们也有些怪异)我想，这怕是太看低我们的政治精英。如果觉得自己说两句怪话，政府就不能好好工作了，这未免把自己看的过于重要，又把精英们想象得过于脆弱——何况我们这样的国家，你认为会缺乏表扬的声音吗？去年底的时候，对武汉的政府倒是没有批评的声音，他们做得又如何呢？
事实是清楚的，批评与质疑，永远不会成为我们这样国家的阻碍，从来没有哪个王朝是被骂垮掉的——在一片赞扬中倒掉的倒颇有一些，“休征嘉应，颂声并作”这是王莽新朝的景象。一个正常的社会，本就应该什么声音都有一些。正是在这些纷繁驳杂中，一股健康而强力的声音才会自然的组成。我们的国家依着这样的声音去行政，出错的可能性才会比较小一些。
我们当然也面临言论的管制，被删帖，被封号，这些都没有关系。视角高度信息不同，删贴可能是治理的要求，但那同样是反馈的一种。官员负责行政，而民众就负责发声。真讲话，讲真话，这就是一位好国民的实践。至于那声音的结果，登庙堂或是撤热搜，不是最须在意的内容。但如果“民”不仅不愿发自己的意见，还顺着这样的管制便跪下，甚而当起了义务的协管员，这就是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反而有添乱的嫌疑了。
——当有人质疑“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若可以高昂起头，理直气壮的回答“我批评了他们!”时，这个国家便一定会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