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要缺粮了吗？
最近有两则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还被结合起来看了。一个是武汉倡议N-1点餐，10人进餐先点9人菜；另一个是前日央视新闻关注了餐饮浪费现象，其中网络大胃王吃播秀被点名。
把这两则消息结合起来看的人，内心产生了一种紧张情绪：新闻里都是要求节约食物的消息，是不是中国人又要体验粮荒了？
我们今年早些时候也确实发过《今年，上亿人可能饿死》。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饥饿主要威胁到的还是大量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贫困国家人口，而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广泛的粮食短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粮食期货品种都没有过于异常的波动。
所以，今年的粮食供应还是有保障的，但有些时候可能会出现部分食品种类的价格大幅上涨，比如由于消费需求反弹和洪水灾害导致的7月猪肉价格上涨高达85.7%。
如果你真的想囤积食物，倒是有种情况需要考虑。
澳大利亚入冬以来，新冠疫情突然反弹，每日新增数百例确诊，《英语国家里的优等生》里介绍的办法看来在冬季面对病毒时还是过于松垮漏洞百出。由此可见今年冬天新冠疫情可能会卷土重来。
虽然我相信国内防疫措施最终能压制疫情反弹，即使冬天再度爆发疫情也会像前段时间在北京的局部疫情那样迅速压制住。但假如像北京的疫情那样，发生于大型农贸市场，导致城市的食品物流突然受到冲击呢？假如会有暂时性的封城措施呢？
在这种情况下，你未雨绸缪，囤积一些食物是合理的。就像年初封城的那段时间，武汉的生存爱好者们早就为预想中的灾难场景囤积了压缩饼干和罐头，幸运地做到了闭门不出，他们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远低于普通市民。
“粮荒”的恐惧，起码今年在国内不大靠谱。虽然以后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粮食增产压力会变大，未来粮食生产存在不确定性，但那好歹也是未来的事情了。今年与其担心粮荒，不如担心秋冬季节新冠疫情再度出现的潜在可能。
比起担忧“粮荒”，倒是这件事上体现出的运动式治理的苗头，更加令人担忧些。
这些新闻的起点，是8月11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批示，而且“武汉推行N-1点餐模式”的“武汉餐饮业协会”倡议书里就提到了该批示。他们嗅觉灵敏地搞出了这则倡议书，还让这则倡议书被大众“看”到了——这在动辄明星上热搜的今天还是有点难度的。当武汉疫情后急需线下消费的现实和这则倡议书里“10位进餐客人只能点9个人的菜”的倡议出现奇妙反差的时候，这则新闻让你看到就是胜利了——你很难不联想点什么。
央视点名网络大胃王就更厉害了，斗鱼很快就回应，称将积极响应中央相关号召，加强对之后的美食类直播内容审核，杜绝餐饮浪费行为，共创风清气朗的直播氛围。
有些运动式治理的开端就是这样，本来是件很小的事情，突然被放大，先上的是宣传舆论，你会惊讶地在媒体上发现突然强调了什么，然后事情就开始了。
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和特征
运动式治理可不是现在在才有的，古代就有，而且如今的世界各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运动式治理。
不过中国如今是大政府，纵向比起历史上那些皇权不下县的所谓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横向比起世界上那些小政府乃至政府混乱不堪的国家，政府权力都是相当大的，动员能力也很惊人。强大的动员能力我们在今年疫情期间已经见识到了，也帮助我们压制住了疫情，这也是王辰院士所说的打赢疫情组织战的“组织”的由来。
大政府下，运动式治理也是很常见的，而且特点尤其鲜明。有学者就总结了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
在研究中，运动式治理是指由占有一定的政治权力的政治主体凭借掌握的政治权力、行政执法职能发动的维护社会稳定和应有的秩序，通过政治动员自上而下地调动本阶级、集团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某些突发性事件或国内重大的久拖不决的社会疑难问题进行专项治理的一种暴风骤雨式的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参与的重点治理过程。
该研究还总结了运动式治理的10个特点，以下结合事例进行说明：
- 治理主体的权威性。这个权威性未必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往往主导的是大政方针，后面具体实行的时候相关部门怎么做就不好说了。比如近些年对环保很重视，去年6月3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之后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又比如一些部门会为了扩充权力或保持自己“有事做”，也会运动式治理，比如关停养猪场，这个知道的人不多，但在业内感受是很深的。
- 治理客体的特定性。这个也好理解，比如垃圾分类的特定对象是小区垃圾管理，养殖环境治理针对的是环保不合规的中小养猪场。
- 治理方式的运动性。垃圾分类的切身感受大家还有记忆，就不多说了，治理养猪场很多时候是简单粗暴地关闭。
- 治理时间的短期性，是指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为了达到目的，会最大限度地调配公共资源以协助治理的开展，力度很大，速度很快，时间长了成本也高，所以是短期的。还是看垃圾分类，比起半年前铺天盖地的宣传，垃圾分类现在已经没多大热度了。
- 治理目标的预定性。运动式治理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或久治不愈的社会疑难问题的事件实施发动，比如环境问题也确实早已存在。
- 治理结果的反弹性。在不少城市，垃圾分类让小区里少了不少垃圾桶，可是居民的扔垃圾习惯也没有改变很多。
- 治理手段的强制性。上海当初推行垃圾分类是有罚款措施的。
- 治理成本的虚高性。推动垃圾分类显然消耗了很多行政成本。
- 治理效率的高效性。垃圾分类已经推行到很多城市了，至于整治养猪场嘛，2016-2017年间，全国生猪因限养禁养减少3600万头，约占存栏量的8%。
- 治理过程的模式性。该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一般遵循这样的流程，即治理客体的出现——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实施治理——检查反馈——回头看——总结评估等八个环节。垃圾分类目前应该还在实施治理环节，按照住建部规划，今年年底，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运动式治理造成的恐慌
按照以上运动式治理的分类和特点看，目前针对浪费粮食刚开头的舆论准备工作，也还没到典型的运动式治理流程中，还算不上多么典型的运动式治理。比如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还没成立。
但有些运动式治理的特点已经展露出来了。
比如治理手段的强制性，已经有吃播博主下架其全部短视频了。
比如治理结果的反弹性。其实针对浪费粮食的治理风潮这也不是第一次，几年前就有过那么一次了，当时就有一位知名企业家站出来表示要把“光盘行动”进行到底。只不过没过多久，这位企业家的名字和治理运动一道逐渐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可见上次甚至还不能说是完整的运动式治理就渐渐没了影响力。这一次，关于这位企业家的报道又来了……
至于接下来怎么发展，也许就像几年前的那次一样逐渐悄无声息了，也许这次力度更大更坚决，可能会有类似于垃圾分类的演化效果。
但这最初的舆论宣传，已经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甚至恐慌。毕竟人类不是三体人，不能直接读出别人的想法，自己的脑子把信息加工成什么样子也容易被人误解。大张旗鼓的动作，本就容易让人往多里想。
就像清朝乾隆年间，有段时间经济不大好，民众对外来人口的信任感降低，原本靠着各种神秘法术传说行走江湖的道士、和尚等社会边缘人，就容易被本地人当作用邪术勾人魂魄的外来威胁。由于僧人道士到处流动，多地也就出现了他们叫魂的谣传（现代人明白他们本无此能力，但在古代人们相信他们有神秘法术）。本地人常常处于恐惧将他们押到官府，或者直接殴打他们。
原本是谣言引发地方治安案件，各地地方官多读些书见识多些，也就看穿了低调处理了。但没想到有关消息传到了乾隆那里。
乾隆脑子里维护统治的弦绷得很紧，脑洞也大，听说此类案件里有个细节是剪人发辫，就把此类案件和反清活动联系在一起，搞起了运动式治理，要求原本低调处理的地方官更加重视。乾隆训斥他们的话可不好听，说他们“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之习，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时为尤甚”。
皇帝发话了，地方官们苦不堪言，只能严加搜查道士和尚，抓了一批人，屈打成招，又牵连了更多人，押到京城。
等到这些人在京城受审，才发现他们口供都对不上，很多是屈打成招。乾隆尴尬地发现自己错了，所谓的反清活动只是自己脑补，但又不好直接认错，只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各省官员身上。在关键信息上作出误导的官员被乾隆贬官，而在官方的公文里，乾隆直接指责道“各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
在这场运动式治理中，原本地方官认识到“叫魂”只是民众恐慌产生的谣言，把对僧人道士的审判证据公布一下，久而久之谣言也就淡化了，低调处理是对的。但没想到皇帝得知了这件事，要求他们继续追查，到处捕拿会“叫魂”的人，反倒让这一谣言继续传播，惊扰地方，造成更多误解 。
那些被抓住的无辜的人，哪能想到皇帝以为他们要反清复明呢？
先放心吧
在运动式治理中，由于治理主体是有权威的，自上而下发动，下面的公务员要么只能配合，要么主动表忠心，一方面导致公务员团队疲于应付，另一方面他们也只能主动或被动地把事情搞过火。
比如原本选择低调处理“叫魂”案件的地方官员，因为皇帝的重视，害怕受到斥责甚至追责，只能选择表忠心，办大案，抓住无辜者加以拷打送到北京。
有些官员在这个时候会表现得很积极，为了表忠心，以便从中扩大自己的权力。
被整治的客体就比较惨了，那些被抓住的无辜的人想不到，他们会因为皇帝的警惕心和脑洞而卷入一场运动式治理中，被抓住拷打。
很多养猪户也没想到，怎么突然查环保，关养猪场了呢？前期的投入可怎么办？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民众对粮食安全有一定的忧患意识也算是件好事。
毕竟随着气候变化，像我国这样气候受季风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很容易出现极端气候造成粮食减产，食品价格上涨等。今年水灾导致各种副食品价格上涨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尽管国内主粮应该不缺，但像大豆等还很依赖进口，榨油喂猪都要用。更何况保障粮食生产的化肥等物资生产也需要石油等原料进口，而这很受中美关系的影响。现在高层已经在找替补了，但谁知道这替补什么时候能磨合好，品质和价格又是不是能让人满意呢？
但运动式治理造成民间误解，加剧恐慌，倒也完全不必。
更何况，猪肉价格上涨也有环保部门运动式治理的一份功劳，全国生猪因限养禁养减少3600万头，这可是推动猪肉上涨的一大因素。后来猪肉价格大涨，可以说是很打脸了，不得不找补回来，生态环境部只能会同农业农村部督促各地规范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今年3月宣布完成，全国共调减禁养区1.4万个。
可是这两三年被折腾的养猪户，他们的损失，又该谁负责任呢？就更不用说吃了这么久昂贵猪肉的民众了。
另外，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是珍贵的组织资源，在对抗新冠疫情过程中体现了巨大优势。但是上半年这么折腾，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很累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人员的宝贵精力，也经不起更多运动式治理的折腾了，秋冬还要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新冠疫情二次爆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弦也实在不宜绷得太紧。
没必要再自己吓唬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