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引发了热议，讨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反垄断本身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对资本、市场经济的整体范围。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话题，垄断和反垄断贯穿了1949年以来的经济历程。
▍走向行政垄断
在目前的争议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的误解曲解，需要厘清。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
“反资本”这种奇怪提法让人摸不着头脑。资本的定义有狭义、有广义，统括而言就是投入生产活动的各种资源。这要怎么“反”？国有制有国有资本，私有制有私有资本。
资本总是用于生产并获取利润，资本投入生产的属性并不会因为持有者的改变，改变的只是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使用效率。
在经济领域，资本的高度集中是垄断形成的重要标志。
1949年后，我国发生了行政垄断的进程，那就是以苏联为蓝本的推进公有制进程。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着笔很少，并没有系统的理论，马克思虽然是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家，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和“把一切集中在国家”的表述，但是他并没有对公有制或国有制提出过具体的描述，更不用说实现方式了。
所以，在我国国有制建设的蓝本是苏联，城市工商业领域从金融系统的顶层开始着手大规模国有化，在农村则是土地制度的改变。
1950年下半年以后，国家垄断了银行业，查封和取缔了证券交易活动，禁止私人经营外汇，并逐步对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
1953年前后，我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是行政主导的政策实施再加上群众运动的推动，而不是按照经济方式推动的。因此，只用了三年左右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至此，私营经济已经名存实亡，除了少量层级很低、规模很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外，绝大部分城市资本实现了国有化。
农业领域的所有制变化更为曲折，通过土改的再分配暂时让农民获得了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很快就过渡到土地集体所有制。政府名义上并不拥有农村土地，对农村土地的控制主要通过全方位的行政管制，禁止交易、严控土地使用性质、对主要粮食作物的统购统销。由此所有权的使用、收益和处分都被纳入了严格的行政管控中。
对农民的个人和家庭而言，除了少量“自留地”的产出尚能自主外，土地失去了资本属性。因此，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虽非国有制，却也是公有制的一部分，在行政垄断的掌控之下。直到多年以后，“集体所有制”和“国有”之间的微妙区别会成为一场巨大变革的起点，这是后话。
综上所述，经过疾风暴雨般的社会运动，中国的资本几乎全部纳入了政府行政体系的控制中，无论是国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高度垄断的属性并无区别。
▍行政垄断的经济后果之一：消失的消费者和消费品
从产权属性的根本改变对应的经济运营体系就是“计划经济”，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符合很多理论家的想象——但其中并不包括马克思，如前所述马克思并没有对未来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做出过具体的描述。作为一名学者，马克思深知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解释现实，在此基础上做出有限的预测，而不是空想或发布神谕。
当资本高度集中到“只有一个主人”，市场便不复存在了，消费者的身份也随之消失，代之以接受政府物资分配的次要角色。原有的市场流通机制也不复存在，生产物资靠调拨，生活物资靠分配。市场竞争当然也无从谈起——竞争被认为是对物资的浪费，这种观点今天的中国仍然广有市场，这是颇为讽刺的，因为反竞争恰恰支持垄断的主要理由之一。实际上很多今天大谈反垄断者同时也是反竞争者，这是很奇怪的组合。
这些市场因素的消失被“理论家”认为是好事。曾经拥有市场中选择自由的消费者再也不必担心选择错误的代价，而只是简单地接受政府的分配——他们不会面对任何“消费陷阱”，也无需担心债务危机。
唯一要担心的是，消费品不足。
“轻重工业失衡”、“重工业轻农业”是公有制经济的普遍现象，无论经济发展到何种水平，公有制国家与发展水平接近的市场化国家相比，民用消费品总是严重不足，无一例外。
对此最常见的解释是重工业基础薄弱、国际环境的威胁，然而这是缺乏解释力的。以苏联为例，苏联在二战前确实存在上述先重后轻、重工轻农的理由，可是在漫长的冷战时期，还是没有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而同样受到大国军事庇护的东欧各国，为什么没有和西欧邻居一样让国民过上丰饶富足的生活呢？显然，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具体的经济发展策略上，而是出在经济制度的根本设计。
市场提供了消费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博弈空间，供给者如果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么很快就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诚然，这一供需匹配的过程需要付出试错成本，但是和这种博弈—竞争带来的效率进步相比，试错成本微乎其微——企业破产了，资本并没有消失，而是重新进入市场再利用。
在这种经济机制下，消费者总是整体受益，这体现在供给的丰富程度总是提高。
而在行政垄断的状态下，资本高度垄断的生产者主导了整个经济运作，接受分配者是被动的。相应的是，“国家意志”总是优先于柴米油盐的日常消费，“牛奶和面包”总是被置于次要地位。
追根溯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以生产者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的运作，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等等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占比，远远大于消费者和消费者相关的交换、流通。
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这一视角无可厚非。但是，在实践中将理论演绎为经济制度，问题就出现了。没有市场博弈和企业竞争，消费者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使得博弈空间消失，行政垄断进一步排除了任何可能出现的竞争，经济单位的运行效率缺乏客观的尺度。
其实，消费品的严重不足是几代中国人深刻的记忆，这种严重匮乏会成为日后反行政垄断的充分理由。
▍行政垄断的经济后果之二：经济表现大起大落
市场经济把选择权交给了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体自主选择也自行承担风险。这确实是一种不可能避免犯错的机制。而计划经济把整个经济决策集中在极少政策制定者手中，能否避免犯错呢？显然也不可能，任何人都会犯错，这是无法避免的。
计划经济支持者总是主张少数人的集中决策可能比多数人犯错要少。然而，事实是相反的，当经济决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经济风险不是降低了，而是显著提高了。这表现计划经济过的GDP增速的周期性震荡幅度，远胜市场经济国家。
苏联的经济波动就很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有大规模战争的干扰，大起大落尚可理解。但是在稳定和平且重工基础完善的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苏联的经济也并不平稳，表现依然大起大落，甚至在1963和1983年两度出现了负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的变现也是起伏跌宕，从有GDP历史数据的1953年至1970年，GDP增速以五年左右为周期，波幅可达20%~40%。比如1958年的GDP增幅是21.3%，而1961年的GDP增速竟然达到-27.3%。此后的1967、1968、1976年都出现了GDP负增长。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印度相比，中国计划经济既没有持续增长的优势，也没有表现得更稳定。
这种经济“打摆子”的现象在1978年后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取代的过程中明显改善，至今没有出现经济负增长的年份。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的集中决策比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更能避免经济周期律的想象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问题的根本还是垄断程度越高，决策出错的代价越大。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可以集中调动市场体制下企及的资源，看上去立竿见影带来了超出常规的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运作无法负担的过热，而后的紧缩又很难准确把握精度，又会造成过冷。
经济体量越大，计划精准的难度越大，以中国、苏联这样的庞大体量，高度精准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高度集中于行政机构手中的资本没有效益和效率的提升，只会制造混乱。
这种忽上忽下的折腾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这从中日经济体量的对比可以看出端倪：
1960年中国的GDP为597亿美元，而日本的GDP为443亿美元。到了1978年，中国的GDP为1495亿元，而日本的GDP突破1万亿美元。而2010年，中国GDP突破6万亿，反超日本。
很明显，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既没有给中国带来发展优势，而是在忽冷忽热中蹉跎岁月。这种垄断被打破后，中国的经济潜力被激发出来，经济体量很快超越日本。
▍改革就是反行政垄断
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改革，本质上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实现市场化。这一过程是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也是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
自下而上的动力是朴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基层干部对改善生活、走向富裕的向往。如果行政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真如一些人描述得那么“岁月静好”，改革开放本来就不会发生。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地区并非偶然。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的行政管制力度相对薄弱，乡村的基层管理很大程度取决于民间配合，这是“包产到户”得以在基层实现的社会基础。
而“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国有制”之间微妙的区别也为高层突破教条束缚、支持基层自发改革留下了空间，政策从而由默许到争议再到支持，打破行政管制限制的改革方向就此打开。
这一改革势头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中国农村已经从农业走向了轻工业，社队企业生机勃勃。
城市的经济改革则源于计划经济反噬的冲击——返城知青的失业问题。下乡知青源于计划经济缺乏活力和有效增长、造成大面积失业的现实困境，在经济无解之后以大规模人口迁徙作为替代方案，留下了返城冲击的后遗症。
缺乏就业增长的计划经济体系无法吸纳这些年轻的就业者，最终只能在严密的垄断体系之外打开了个体经营的缺口，历经曲折，终于产生了生机勃勃的中国新一代私营经济，在经济运行效率的竞争之下，行政垄断之下的城市工商业国有制一统天下土崩瓦解。
而农村的改革走势却没有走到理想的市场化终点，农村社队制在1985年撤队建乡后重归严格的行政管制，土地使用、企业产权、人才和资金流动均受到限制，社队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呈现了国有化的趋势。
最终，除了义乌、温州、苏南部分农村地区继续发展，汇入中国私营经济外，其余都陷入了沉寂。强化的行政系统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经济发展，而是带来了“三提五统”的财政汲取负担以养活庞大的机构，造成农村长期发展缓慢。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版图仍然清晰地显示了改革打破行政垄断、释放经济活力的轨迹。行政垄断程度高、政府管制强势的地区如东北、西北地区明显比不上民营经济发达、政府职能边界较为清晰的东南地区。
行业分布的情况也类似，行政垄断属性越明显的行业，往往越是发展迟缓，活力明显不足。如饱受诟病的石油行业、国有商业银行、电信行业，只有庞大的规模，却没有相应的创新贡献，更不用谈国际竞争力了。这些大而不能倒的存在，正说明反垄断的改革还要继续。这才是反垄断的正确方向。
反观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电商平台有阿里、拼多多、京东，垂直细分市场更是山头林立；新兴的视频产业抖音、快手、腾讯、B站；互联网金融科技有蚂蚁、腾讯、百度、京东和360……
竞争如火如荼，局部纠偏是必须的，哪些问题应该交给市场解决，哪些问题应当加强监管约束，都可以讨论。但是，如果只是把反垄断矛头指向这一领域，将会失去了准星。
▍结语：捍卫改革，捍卫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一路走来，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令人遗憾的是，伟大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改变一些人的陈旧思想。
以史为鉴，打着马列旗号的教条主义、极左思想干扰，经济发展就不顺利，国计民生就会出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是为了否定历史，而是为了继往开来。
邓公有言：“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列主义，不要被那些假马列主义吓唬倒，他们就会拿着大帽子吓人”，“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主要防左”，可谓振聋发聩。
市场当然不是完美的，在市场拼搏的企业也不是完美的。不完美不是反对的理由，更不能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的错误方案去代替，犯同样的错误。这需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高度警惕！